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大約興起於20 世紀初。稱之為「現代」，是相對於於傳統的教會或私人慈善捐贈而言。它在整個20 世紀發展壯大，從理念到運營模式到政府立法，已成熟，成為美國第三部類的主要組成部份，對於美國本土以及世界各地都做出了不可疏忽的貢獻，同時也起了必定的示範作用，一種捐贈文化蔚然成風。2012 年美國的非營利公益基金會大約有86192 個，資產7154 億美元￥，捐贈數額520 億美元￥。應該說，這是工業化高度發達的產物。
到20世紀最後一二十年，發達國家進入一個新階段，或稱「資訊時代」，或稱「數字經濟時代」，也統稱為「後工業化時代」。在社會轉型中舊的矛盾沒有解決，又泛起新的問題，需求的規模及其繁雜性使已有的老辦法遠遠無法應付，呼叫新的解決辦法。公益事業革新應運而生，從21 世紀開始迅速發展，形成強悍的潮流。（為利便計，本章將20 世紀的基金會稱為「傳統基金會」，以別於「新公益」。）
一、新公益的時代特色
1.財富累積加速，體量增大
新科技促成新產業的泛起。與傳統的製造業不同，新產業可以新在短期內累積巨額財富，可用於社會捐贈的資金大大增添。若果只看美國的政府財政，預算年年在國會吵個不休，似乎赤字問題嚴重，然而民間資產巨大。在數字經濟以及金融業發達的時代，勝利的企業家即「新－新富」的特色是致富快、年紀輕，大多擁有科技或金融專業的高學歷。「立異」（innovation）是他們的口頭語。與累積財富的創業過程同樣，在謀求為治理社會弊病做出貢獻時，他們不知足於因循保守，更為雄心勃勃。
2.社會矛盾尖利化，改革的需求日趨迫切
經濟急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不斷擴展。大企業的新特色是大量的利潤都流向股東而員工獲取部份日趨減少。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這一趨勢有增無已，2000 年之後，不管是在經濟繁榮時代仍然是危機時代，工薪階層從經濟增長中所得的比例均呈直線降低。這不僅引起廣泛的社會不滿，而且其購買力的實際萎縮開始威逼自由市場機制本身，也就是會使金字塔頂1% 的豪富受到影響。這一情況已引起各方關注，歐美政商精英逐步達成共識：資本主義經濟需要進行根本性變革。這種共識對於公益事業的作用，就是不知足於傳統的模式而泛起各方聯手的新型公益。
3.在因循捐贈文化的同時，改善社會的意願加強
為改善社會做出貢獻的意願跟著財富的增長而增強。多年來，「企業社會責任」（CSR）的觀念已深刻人心。2009年，美國私人對於發展中國家以及地區的捐贈總數超過當年政府贊助90 億美元￥之多，全世界的私人公益捐助以貨泉計已超過所有國家政府贊助的總以及。
自2007年以來，來自《財富》雜誌世界500 強的企業，捐贈以每年10% 遞增。有190 名億萬富翁參加了蓋茨以及巴菲特發起的「捐贈誓言」，其中有2/3 居於福布斯美國400富豪榜。2010年美國的公益基金會捐贈數額是1900 億美元￥。依據一項針對於184 家全世界性企業的調查，其公益捐贈總額在一年中達150 億美元￥，一般以每家公司捐2200萬美元￥的居多。
4.政府以及政界的配合與激勵
美國的社會軌制保證個人的創業以及立異、約束政府權責，加之完備的法制、成熟的市場以及結社自由，都為公益事業的開展提供了優良前提。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制的保證，它使做公益無後顧之憂，減少運營成本。過去，政府與公益組織的關系主要是前者用稅法監管，保證後者合法運行，間或有「公私合營」的做法，但屬於少數。在新的形勢下，政府日趨意識到福利政策的不足，對於私人公益採用更為積極進取的態度。而公益人士也深知，政府的力量以及權力對於大規模開展公益事業必不可少，更有意爭奪政府介入，所以在不少新興公益事業中，政府不僅是外圍的法律調控者，也是內在的介入者。
5.數字化的泛起，提供了更為精確地瞭解需求、進行評估的手腕
20世紀初的基金會已有了「科學地」做慈善，對於社會病灶對於症下藥的觀念。卡耐基明確聲稱要用管理企業的辦法來管理基金會，塞奇基金會最先的貢獻也恰是提供社會學意義上的統計數字，並由此促成社會科學的發展，然而其手腕以及規模都有限，與數字化時代的資料庫不可比。如今美國實際上存在著巨大的資料庫，全民的收支狀況、社會各個部類的歷史以及現狀等均可在其中查到。它為瞭解社會最迫切的需求，以及評估基金會工作的效益，都提供了利便。
6.全世界化的影響
全世界化使需求方以及供應方都溢出一國規模，其規模自然與前不同。就美國而言，全世界化造成的資本外流，恰是第2 個特色所述損害工薪階層利益的緣故之一；另一方面，在全世界各國互相依賴日深的形勢下，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光鮮差距、世界一半以上貧窮人口的存在，是發達的國際社會不能束之高閣的領功能變數。
（作者與樂平公益基金會走訪美國綠燈基金）
二、新公益新在哪裡？
（一）新公益模式的特色
過去一二十年中泛起的各種新的公益模式，名稱與說法不一，其含意有重合也有區別。概括而言，新的公益模式有別於傳統基金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通過以市場為基礎的立異為全世界弱勢群體服務。
1.公益事業再也不限定為非營利，也可以通過營利的事業去做
傳統觀念認為，既稱為公益，就應該無償捐贈。在新的觀念中，出資者可以獲取社會的以及經濟的雙重回報。單純的無償捐贈總有枯竭的時候，難以持續，而現實卻是在政府、私人企業以及非營利部門之間有數以萬億計的資產等待開發。新公益把供應與需求、硬體物資與軟體服務、資本市場以及政府規則結合起來，讓私人企業與公共福利再也不是對於立的觀念。其交易的媒介除了貨泉外，還有資料、成果以及信用，維繫各方介入者的則是「互利」，不單純依靠輸血，而是自己造血。一方面，衡量成敗的底線不是利潤而是社會價值；另一方面，勝利地戰勝難題、解決巨大社會問題的人不是單純利他主義的犧牲者，而是獲得應有的回報（做好事有好報），這樣才能使公益事業規模擴展，並持續下去。
2.主動調查社會的需求，有的放矢
傳統公益基金會的運作模式一般有兩種：一種運作型基金，即自己做項目，或出一筆錢外包某個項目；另一種獨立基金會，接受申請者的項目計劃書，審查通過後給予捐贈，儘管也規定受益者需要送出成就講演，但對於動作過程、最終效益以及影響較少關注。新公益則主動調查社會需求，確定目的，尋找適合的組織（非營利的非政府組織或可營利的社會企業）給予贊助，以市場模式運營，期待最終達到自傲盈虧，或是至少逐漸減少其對於捐贈補貼的需求。更主要的是，新公益強調規模效應，於是著重贊助可複製的模式。
3.多方合作，形成綜合的系統專案，正視結果
20世紀的趨勢是分工細化，各部類專業明確，而21世紀有綜合化的趨勢。每一部類都感到難以獨自應付巨大的社會問題以及需求。新公益的發起者在選取工作目的後，首先要尋找合作伙伴。合作介入者有發起人（也可能同時是最初的出資者）、捐贈人、投資方（個人或公司）、專家、鑽研單位、社區、媒體以及政府（處所或聯邦）等，形成一張聯絡網。出資者將項目視為投資，給有意願、有能力的對象去執行。發起人不僅投入資金，還要出時間、出智慧，全程介入，說明培育執行組織的能力，提供諮詢，追蹤效果以及影響，評估工作結果。用咱們熟識的話來講，這就是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外加有智慧的出智慧，有權的出權（政府的支撐）。其所追求的影響力注重規模效應，也就是可以大規模推廣，而不限於單一的項目或少數受益者。
4.從國際化走向全世界化
「國際化」顯示美國基金會說明的對象不限於美國，惠及世界各地，尤其是不發達地區；「全世界化」則除了了國際化這一層意思，還象徵著其合作伙伴遍佈世界各國，因而可以發生有許多會員國家的國際組織。關於國際化，美國的一些大基金會已實施，其中對比凸起的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它從一開始就以「造福全人類」為宗旨，福特以及蓋茨等基金會的國際項目也是盡人皆知。但它們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基金會的流動仍然是限於美國國內。從「國際」轉為「全世界」，也是洛克菲勒基金會首先提出的。它再也不把自己看成為其他國家做事的美國基金會，而是本身就立足全世界。不少新型公益的主要對象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貧窮人口，更主要的是合作伙伴國際化。首先，許多問題如環保、大規模傳染病等是超出國界的，不可能在一國以內解決；其次，美國之外的行徑力量今非昔比，一些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南非以及拉美國家也有大公司、大企業家以及公益精英，有資金以及人力前提，也有問題意識，有意願加入公益事業，既有全世界化合作的前提又有必要。
（二）潮流引領者
新型公益事業內含多方面的介入者，但要形成規模，引路者很主要。他們大可能是擁有必定社會影響的基金會或知名人士，有巨大的財力以及號召力，咱們稱之為「潮流引領者」。如柯林頓全世界創意基金會（CGI）、蓋茨基金會、老牌的如洛克菲勒基金會等，還有J. P. 摩根以及花旗銀行等大企業，以及新興的社會創業人士以及組織。
2007 年柯林頓主持的CGI 年會上，政界人士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企業界名家巴菲特、高盛與百事可樂的首席高管、YouTube 的創始人、微軟的高管等，還有其他社會紳士座無虛席。
他們討論的核心議題是如何有效地推進可持續的公益消費，以及什麼樣的機會最能扭轉發展中國家主婦的命運。參會者都自願允諾開展一項解決社會迫切問題的行徑。例如，維京航空公司允諾今後10 年維京航空業務及其附屬業務的利潤都將用於發展有利於改善環境的燃料，微軟允諾向10 萬教師以及100 萬低收入家庭提供高速寬頻，還有一家公司宣佈他們原計劃與世界食糧組織合作解決世界飢餓問題的計劃已完成80%……
名人或政治家下野後從事公益事業是常事。美國前總統卡特熱心公益，離任後成立了卡特中心，已堅持幾十年，但其運營模式還屬於傳統公益，與CGI 的社會影響不同。由具備不凡號召力的人物出面有組織地動員各方企業以及人士探討社會問題，並允諾為解決這些問題做出貢獻，則是新事物，象徵著社會公益事業空前規模的介入。不僅柯林頓基金會一家，達沃斯經濟論壇等也招集私人企業、非營利組織與政界名人共同探討棘手的社會問題解決之道。阿斯彭學會（Aspen Institute）下設「發展創業人聯絡網」，把大捐贈者與當地中小企業家以及學術機構的學者聚在一塊兒，致力於探討在發展中國家培育可持續發展的小企業。
這些潮流引領者也可以說是時代潮流的順應者，推波助瀾，扮演了屬於他們的角色。
（三）不同的模式以及名詞解釋
新公益籠蓋面對比寬泛，其光譜從徹底以社會服務為目的、不計經濟效益，到兩者統籌，再到以營利為主要目的、統籌社會效益，儘管組織以及運營有所不同，但其共同點是以服務社會為目的。走出了這個光譜，就走出了公益規模，成為純商業企業了。
1.創投公益
這一位詞套用了「風險資本」（venture capital），也譯作「風投公益」。其發起主體主要是傳統的公益基金會，只是其捐贈對象可以是非營利組織，也可以是可營利的社會企業，再也不必定是無償贈予。「創投公益」儘管運作模式多種多樣，但蘊含幾個抉擇要素：精準的財務設計、高度負責、對於投資物件持續多年追蹤、說明其組織與能力建設、進行績效評估。這些要素之所以能使創投公益區別於傳統的公益捐贈，是因為後者一般只關切被贊助對象的項目，而不大關切其完成此項目所需要的能力，更不會為其戰勝組織上的弱點而出資。即便被贊助者成就不佳，也無損作為捐贈者的公益基金會自身的事跡以及聲譽。此外，傳統的捐贈往往只籠蓋項目短期所需的一部份，不能籠蓋整個需要，結果被贊助方不得不擴散大量時間精力年年募款，而不是用在治理以及正業上。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有優良的經理人，也難以留下。創投公益則吸收了風險投資的長處，可以免這些缺陷。
創投公益還有一點與風險資本相同，它有結束機制。經由一段時間後，若被贊助者達到了預期效果，或是找到了接替的贊助者，起始的投資人就能結束。若果對於方已盈利，還可以收回以前的投資。
2.社會創業者、創業精神、社會企業
這些名詞都是舶來品，先對於譯法做一說明：頭兩個名詞原文「social entrepreneur」以及「entrepreneurship」在我國常譯作「社會企業家」以及「企業精神」。在中文的語境中，提到「企業」往往理解為狹義的商業企業，實際上這個詞的含意要寬泛得多，合用於對於社會做出貢獻的各行各業，所以這兩個名詞中的「企業」一詞在本書中譯作「創業」。最後一個名詞的英文為「social enterprise」，它所指向的是可營利的企業，只是最終目的是公益而不是利潤，故仍用「企業」一詞。
「社會創業者」一詞據說最先出自一名19 世紀的法國經濟學家，無非它在實踐中的廣泛傳佈則始於美國人比爾·德雷頓（BillDrayton）。他給社會創業者下的定義是：「不知足於授人以魚，也不知足於授人以漁，而是不掀起整個漁業革命不罷休的人。」他本人就是一名典型的社會創業者，有人稱他為「社會創業者的教父」。其做法是不斷立異、探索解決現用的社會問題的新辦法，為此以始終貫徹如一的服務精神以及使命感成立各種機構，同時吸取非營利的公益組織以及營利的現代企業的優異精神。
社會企業的運作模式與一般企業無異，只是營利不是其最終目的，而是必需從事與創業宗旨相同、有利於社會的事業。但它與傳統公益基金會的增值模式不同。傳統基金會一種是公募性質，徹底依靠捐贈，如「聯合勸募」，這是少數；大部份是獨立私人基金會，由私人捐助一筆錢設立基金，依據其宗旨選取捐贈物件以及項目，這種捐贈是徹底無償的。但基金會不能坐吃山空，也需要增值。其做法是設投資部，從事低風險的投資。投資所得交少許稅後（不同年份在2%－4% 之間）必需回歸基金會資產，有關人員不能分利。依據稅法的規定，每年最低支出不得低於其資產的5%。有些大基金會在經濟繁榮時的支出經常高於這個數，間或達到10%。即便這樣，還有大量的資金長期閑置，應用率不高，常為人詬病。
社會企業的不同在於它本身就是投資於公益事業的企業，其資金來源一部份是捐贈，一部份是營業利潤，目的是逐漸實現自己造血，而不是長期依靠輸血。輸血與造血的比例以及多長期自傲盈虧，都視情況而異。因為所服務的對象主要是弱勢群體，難題多、風險大，有時長期不能達到徹底自傲盈虧，而且即便達到之後，也可能還需要資金以及能力的支撐。最主要的是，衡量一個社會企業的優劣必需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名。多數社會企業都與非營利組織合作，並將利潤用於應說明的對象。還有部份企業是在不同收入的人群中交叉補貼。如「阿爾文護眼」（Alvin Eyecare）。它為窮人提供免費服務，同時對於一般客戶收費。在2009 年至2010 年一年中該組織醫治了250 萬病人，進行了32 萬例手術，病患中窮人佔多數，他們獲得了過去不可企及的優質醫療。其投資者以借款的模式予以支撐，最終仍獲取盈利。不僅這樣，用少許資金建立的一家社會企業還可以以其經驗以及能力孵化出多家從事各種業務的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的優勝性在於，與捐贈性基金相比，它可持續、可推廣、有規模效應；與一般企業相比，它的目的明確是服務社會，並據此作出決策，較少受到股東關注利潤的壓力，所以又可以算作一種另類的NGO。
3.影響力投資
「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ment）這個詞來源於2007 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在義大利的貝拉吉歐中心招集的一次會議。參會者有投資人、創業人士、慈善家，會議討論的主題是資本投到哪裡，才能最有效地造福社會以及環境。預會者創造了「影響力投資」這樣一個詞。
2010年，洛克菲勒基金會以及J. P. 摩根公司聯合組織了一項針對於現有影響力投資企業的大規模調查，並提出長篇講演《影響力投資：一種新興的資本類型》１。在之後的兩年中，影響力投資有長足發展。2012 年，在蓋茨基金會的贊助下，摩立特集團（Monitor Group）與洞察力基金合作發表了一項講演，題為「從藍圖到規模—影響力投資的公益案例」，兩者都是對於規模化的社會企業的理念以及迄今為止的實踐開展的分析性講演。前者多強調積極進取方面，後者依據更多的實踐經驗，闡述其障礙與難題，兩篇講演剛好互補。本文的闡述主要依據這兩份講演。
（1）定義
「影響力投資」是旨在創造超出財政收益的積極進取影響的投資。為此，除了了管理財政風險以及經濟收益外，還須管理該企業在社會以及環境方面的表現。投資者內含傳統的公益基金會、商業企業或金融機構以及身價較高的個人。投資物件跨行業、跨地區，其目的也多種多樣。它需要獨特的把握風險的技巧以及適應這種技巧的組織結構，需要藉助內含企業、民間組織以及教育機構的力量，還會引進第三方評估，並樹立衡量事跡的標準。
這種模式的資本投資者是這樣一批人：他們愈來愈不願意在唯利是圖以及無償捐贈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選取，而謀求營利與公益統籌的模式。它與已對比流行的「負責任投資」的理念基本相同，若果有區別的話，後者是消極地拉遠負面影響，防止投資有害的產業，例如煙草業、軍火、高度污染的工業等；而前者是更為積極進取地在深刻調查的基礎上創造有利於社會以及環保的新的市場。也正因而它被視為一種新類型資本（new class asset）。
「影響力投資」這一位詞是新的，然而這種做法並不是自21 世紀始。早在20 世紀40 年代末，英國就成立了殖民地開發公司，後改名「英聯邦開發公司」，吸引國內外私人資本以商業模式說明原殖民地實現可持續的發展，隨後逐步成為一種公益模式。美國很快也有了相似的投資公司，1976 年普魯登休保險公司專門樹立了「社會投資項目」，迄今投入已超過10 億美元￥。這些並無有意識地與「創投公益」聯絡起來，直到20 世紀90年代，這一模式才大規模發展起來。
（2）服務物件
一切公益事業的最終服務對象都是社會需要說明的弱勢群體，除了此以外，當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環境維護。所以各種社會企業的宗旨都把「社會」與「環境」並列，有時簡稱的「社會」中就內含環保。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依然有大量人口享受不到優質教育資源以及醫療，還有的家庭居無定所，所以至關一部份公益性投資是以本土為目的，主要涉及教育、住房、醫療、環境等有關領功能變數。
無非方今世界貧富差距最大的是在世界不同地區之間，所謂「南北差距」。在全世界化的今天，至關一部份發達國家的公益流動的關注點是世界貧窮人口，即所謂「金字塔底層人群」。這個名詞最先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於20 世紀40 年代提出的。2004 年，國際知名商學教授普拉哈拉德出版著作《金字塔底層人民的財富：通過利潤殲滅貧窮》，對比完整地闡述了這種獨特的模式：用商業投資把這部份窮人當成客戶，同時培育其自己創業成為提供者，從而在根本上改善日子。依據世界資源鑽研所的定義，2002 年人均購買力平價（PPP）在3000 美元￥下列的屬於「金字塔底層人群」，全世界有四五十億人。日收入低於3 美元￥的赤貧人群不在此例，他們尚無力進入市場，處於最最底層。他們的問題需要用其他模式解決。
（3）可行性以及正當性
「影響力投資」的含意與「創投公益」、「社會企業」都有重合，都是用市場的途徑服務於公益，只是在新公益的光譜中更接近強調市場效益的一端。從投資者的角度來闡述，影響力投資擁有更光鮮的商業營利性，而且更強調追求規模效應。也正因為這一點，它遇到的風險、引起的質疑也對比多。
最常見的疑惑有：這些窮人如何有足夠的購買力撐起新產業的市場，賺窮人的錢是否有抽剝之嫌；清潔水、基本醫療衛生等已被聯合國定為基本人權，理應由政府提供，而不應訴諸市場。（2010 年聯合國宣佈享有清潔水以及衛生設施是一項必不可少的人權。）
實際情況是，低收入家庭除了了食物等日子必需的開支外，大多會有一些積蓄為改善日子之用。僅以手機為例，它似乎並不屬於日子必需品，然而Celtel 手機公司在非洲許多國家樹立了巨大的市場，並獲取了可觀的利潤；當地農民通過手機獲取商業資訊，有助於更好地推銷其產品；家長從手機銀行中獲取利便的服務，有助於更好地打理子女教育經費。依據一項對於五種日子最急需的用品—住房、清潔用水、母嬰衛生、初級教育以及金融服務—的調查以及估算，未來10 年中的市場潛力可以吸收4000 億至10000 億美元￥的投資，利潤預期在1830 億至6670 億美元￥之間。
窮人既然有改善日子的權力以及需求，理應獲得供應，而這樣龐大、形形色色的需求是不可能持續依靠政府以及無償捐助來知足的；實際上，發達國家的政府執行公共服務的職責對比到位，而越是貧窮地區的政府，其公共服務越是缺位。窮人不僅享受不到「人權」的免費服務，反而要花高價向不規範的市場購買。恰是因為一般商人對於這塊市場不屑一顧，稀缺的供應形成壟斷，窮人買貴貨，經受「對於貧窮的罰款」。（普拉哈拉德曾經作過調查，孟買城郊貧民區的日用品要比市內富人區的貴1%－53%。）「影響力投資」恰是把大量私人資本引入最貧匱的人群，不僅在服務徹底缺位之處填補空白，還可以通過市場競爭淘汰質次價高的壟斷性提供者，使窮人享受價廉物美的產品，抵消「對於貧窮的罰款」。
依據一項在迦納、菲律賓、印度三國關於飲用水供應的個案調研，印度比拉尤基金會（Byrraju Foundation）按影響力投資模式樹立的社區水淨化企業，所供應的飲用水價格只有原來專業集中供水價格的一半。比拉尤基金會50%的印度客戶的年收入只至關於1000 美元￥，幾乎赤貧。若以平均每戶日消費量20 升計，在印度的價格是11 美分，迦納是7 美分，他們徹底可以負擔得起，而商家還可以有贏餘。依據這一計算，未來10 年這一市場的潛力可以吸收50 億至130 億美元￥的投資，預期利潤達29 億至70 億美元￥。那末，在這一收入水平以上的「金字塔底」人群（年收入3000 美元￥）就更不成問題了，依據有關組織的調查，這部份人每戶對於水的支出只佔其收入的1%，所以市場潛力更大。
此外，影響力投資不是只把服務物件當做被動的客戶，同時也把他們作為生意伙伴，協助他們發展因地制宜的企業，金融服務（即小額貸款）主要起這個作用。
據此得出結論：影響力投資能促成經濟增長，開發脫貧的途徑，從而改善窮人的日子質量。經濟增長當然不必定有助於脫貧，然而這一模式可以促成在提供者、貧苦的客戶以及就業員工之間更為合理地配置剩餘價值。總之，這種模式對於四方面都有利：公益捐贈者、投資者、政府、受益對象。受益物件不僅僅是被動的接受者，同時也是介入者，有望逐漸轉化為投資者。
選自《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化：美國百年公益發展的啟示》
《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化：美國百年公益發展的啟示》
資中筠 著
ISBN:978-7-5426-5301-7
定價：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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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大約興起於20 世紀初。稱之為「現代」，是相對於於傳統的教會或私人慈善捐贈而言。它在整個20 世紀發展壯大，從理念到運營模式到政府立法，已成熟，成為美國第三部類的主要組成部份，對於美國本土以及世界各地都做出了不可疏忽的貢獻，同時也起了必定的示範作用，一種捐贈文化蔚然成風。2012 年美國的非營利公益基金會大約有86192 個，資產7154 億美元￥，捐贈數額520 億美元￥。應該說，這是工業化高度發達的產物。
到20世紀最後一二十年，發達國家進入一個新階段，或稱「資訊時代」，或稱「數字經濟時代」，也統稱為「後工業化時代」。在社會轉型中舊的矛盾沒有解決，又泛起新的問題，需求的規模及其繁雜性使已有的老辦法遠遠無法應付，呼叫新的解決辦法。公益事業革新應運而生，從21 世紀開始迅速發展，形成強悍的潮流。（為利便計，本章將20 世紀的基金會稱為「傳統基金會」，以別於「新公益」。）
一、新公益的時代特色
1.財富累積加速，體量增大
新科技促成新產業的泛起。與傳統的製造業不同，新產業可以新在短期內累積巨額財富，可用於社會捐贈的資金大大增添。若果只看美國的政府財政，預算年年在國會吵個不休，似乎赤字問題嚴重，然而民間資產巨大。在數字經濟以及金融業發達的時代，勝利的企業家即「新－新富」的特色是致富快、年紀輕，大多擁有科技或金融專業的高學歷。「立異」（innovation）是他們的口頭語。與累積財富的創業過程同樣，在謀求為治理社會弊病做出貢獻時，他們不知足於因循保守，更為雄心勃勃。
2.社會矛盾尖利化，改革的需求日趨迫切
經濟急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不斷擴展。大企業的新特色是大量的利潤都流向股東而員工獲取部份日趨減少。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這一趨勢有增無已，2000 年之後，不管是在經濟繁榮時代仍然是危機時代，工薪階層從經濟增長中所得的比例均呈直線降低。這不僅引起廣泛的社會不滿，而且其購買力的實際萎縮開始威逼自由市場機制本身，也就是會使金字塔頂1% 的豪富受到影響。這一情況已引起各方關注，歐美政商精英逐步達成共識：資本主義經濟需要進行根本性變革。這種共識對於公益事業的作用，就是不知足於傳統的模式而泛起各方聯手的新型公益。
3.在因循捐贈文化的同時，改善社會的意願加強
為改善社會做出貢獻的意願跟著財富的增長而增強。多年來，「企業社會責任」（CSR）的觀念已深刻人心。2009年，美國私人對於發展中國家以及地區的捐贈總數超過當年政府贊助90 億美元￥之多，全世界的私人公益捐助以貨泉計已超過所有國家政府贊助的總以及。
自2007年以來，來自《財富》雜誌世界500 強的企業，捐贈以每年10% 遞增。有190 名億萬富翁參加了蓋茨以及巴菲特發起的「捐贈誓言」，其中有2/3 居於福布斯美國400富豪榜。2010年美國的公益基金會捐贈數額是1900 億美元￥。依據一項針對於184 家全世界性企業的調查，其公益捐贈總額在一年中達150 億美元￥，一般以每家公司捐2200萬美元￥的居多。
4.政府以及政界的配合與激勵
美國的社會軌制保證個人的創業以及立異、約束政府權責，加之完備的法制、成熟的市場以及結社自由，都為公益事業的開展提供了優良前提。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制的保證，它使做公益無後顧之憂，減少運營成本。過去，政府與公益組織的關系主要是前者用稅法監管，保證後者合法運行，間或有「公私合營」的做法，但屬於少數。在新的形勢下，政府日趨意識到福利政策的不足，對於私人公益採用更為積極進取的態度。而公益人士也深知，政府的力量以及權力對於大規模開展公益事業必不可少，更有意爭奪政府介入，所以在不少新興公益事業中，政府不僅是外圍的法律調控者，也是內在的介入者。
5.數字化的泛起，提供了更為精確地瞭解需求、進行評估的手腕
20世紀初的基金會已有了「科學地」做慈善，對於社會病灶對於症下藥的觀念。卡耐基明確聲稱要用管理企業的辦法來管理基金會，塞奇基金會最先的貢獻也恰是提供社會學意義上的統計數字，並由此促成社會科學的發展，然而其手腕以及規模都有限，與數字化時代的資料庫不可比。如今美國實際上存在著巨大的資料庫，全民的收支狀況、社會各個部類的歷史以及現狀等均可在其中查到。它為瞭解社會最迫切的需求，以及評估基金會工作的效益，都提供了利便。
6.全世界化的影響
全世界化使需求方以及供應方都溢出一國規模，其規模自然與前不同。就美國而言，全世界化造成的資本外流，恰是第2 個特色所述損害工薪階層利益的緣故之一；另一方面，在全世界各國互相依賴日深的形勢下，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光鮮差距、世界一半以上貧窮人口的存在，是發達的國際社會不能束之高閣的領功能變數。
（作者與樂平公益基金會走訪美國綠燈基金）
二、新公益新在哪裡？
（一）新公益模式的特色
過去一二十年中泛起的各種新的公益模式，名稱與說法不一，其含意有重合也有區別。概括而言，新的公益模式有別於傳統基金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通過以市場為基礎的立異為全世界弱勢群體服務。
1.公益事業再也不限定為非營利，也可以通過營利的事業去做
傳統觀念認為，既稱為公益，就應該無償捐贈。在新的觀念中，出資者可以獲取社會的以及經濟的雙重回報。單純的無償捐贈總有枯竭的時候，難以持續，而現實卻是在政府、私人企業以及非營利部門之間有數以萬億計的資產等待開發。新公益把供應與需求、硬體物資與軟體服務、資本市場以及政府規則結合起來，讓私人企業與公共福利再也不是對於立的觀念。其交易的媒介除了貨泉外，還有資料、成果以及信用，維繫各方介入者的則是「互利」，不單純依靠輸血，而是自己造血。一方面，衡量成敗的底線不是利潤而是社會價值；另一方面，勝利地戰勝難題、解決巨大社會問題的人不是單純利他主義的犧牲者，而是獲得應有的回報（做好事有好報），這樣才能使公益事業規模擴展，並持續下去。
2.主動調查社會的需求，有的放矢
傳統公益基金會的運作模式一般有兩種：一種運作型基金，即自己做項目，或出一筆錢外包某個項目；另一種獨立基金會，接受申請者的項目計劃書，審查通過後給予捐贈，儘管也規定受益者需要送出成就講演，但對於動作過程、最終效益以及影響較少關注。新公益則主動調查社會需求，確定目的，尋找適合的組織（非營利的非政府組織或可營利的社會企業）給予贊助，以市場模式運營，期待最終達到自傲盈虧，或是至少逐漸減少其對於捐贈補貼的需求。更主要的是，新公益強調規模效應，於是著重贊助可複製的模式。
3.多方合作，形成綜合的系統專案，正視結果
20世紀的趨勢是分工細化，各部類專業明確，而21世紀有綜合化的趨勢。每一部類都感到難以獨自應付巨大的社會問題以及需求。新公益的發起者在選取工作目的後，首先要尋找合作伙伴。合作介入者有發起人（也可能同時是最初的出資者）、捐贈人、投資方（個人或公司）、專家、鑽研單位、社區、媒體以及政府（處所或聯邦）等，形成一張聯絡網。出資者將項目視為投資，給有意願、有能力的對象去執行。發起人不僅投入資金，還要出時間、出智慧，全程介入，說明培育執行組織的能力，提供諮詢，追蹤效果以及影響，評估工作結果。用咱們熟識的話來講，這就是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外加有智慧的出智慧，有權的出權（政府的支撐）。其所追求的影響力注重規模效應，也就是可以大規模推廣，而不限於單一的項目或少數受益者。
4.從國際化走向全世界化
「國際化」顯示美國基金會說明的對象不限於美國，惠及世界各地，尤其是不發達地區；「全世界化」則除了了國際化這一層意思，還象徵著其合作伙伴遍佈世界各國，因而可以發生有許多會員國家的國際組織。關於國際化，美國的一些大基金會已實施，其中對比凸起的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它從一開始就以「造福全人類」為宗旨，福特以及蓋茨等基金會的國際項目也是盡人皆知。但它們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基金會的流動仍然是限於美國國內。從「國際」轉為「全世界」，也是洛克菲勒基金會首先提出的。它再也不把自己看成為其他國家做事的美國基金會，而是本身就立足全世界。不少新型公益的主要對象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貧窮人口，更主要的是合作伙伴國際化。首先，許多問題如環保、大規模傳染病等是超出國界的，不可能在一國以內解決；其次，美國之外的行徑力量今非昔比，一些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南非以及拉美國家也有大公司、大企業家以及公益精英，有資金以及人力前提，也有問題意識，有意願加入公益事業，既有全世界化合作的前提又有必要。
（二）潮流引領者
新型公益事業內含多方面的介入者，但要形成規模，引路者很主要。他們大可能是擁有必定社會影響的基金會或知名人士，有巨大的財力以及號召力，咱們稱之為「潮流引領者」。如柯林頓全世界創意基金會（CGI）、蓋茨基金會、老牌的如洛克菲勒基金會等，還有J. P. 摩根以及花旗銀行等大企業，以及新興的社會創業人士以及組織。
2007 年柯林頓主持的CGI 年會上，政界人士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企業界名家巴菲特、高盛與百事可樂的首席高管、YouTube 的創始人、微軟的高管等，還有其他社會紳士座無虛席。
他們討論的核心議題是如何有效地推進可持續的公益消費，以及什麼樣的機會最能扭轉發展中國家主婦的命運。參會者都自願允諾開展一項解決社會迫切問題的行徑。例如，維京航空公司允諾今後10 年維京航空業務及其附屬業務的利潤都將用於發展有利於改善環境的燃料，微軟允諾向10 萬教師以及100 萬低收入家庭提供高速寬頻，還有一家公司宣佈他們原計劃與世界食糧組織合作解決世界飢餓問題的計劃已完成80%……
名人或政治家下野後從事公益事業是常事。美國前總統卡特熱心公益，離任後成立了卡特中心，已堅持幾十年，但其運營模式還屬於傳統公益，與CGI 的社會影響不同。由具備不凡號召力的人物出面有組織地動員各方企業以及人士探討社會問題，並允諾為解決這些問題做出貢獻，則是新事物，象徵著社會公益事業空前規模的介入。不僅柯林頓基金會一家，達沃斯經濟論壇等也招集私人企業、非營利組織與政界名人共同探討棘手的社會問題解決之道。阿斯彭學會（Aspen Institute）下設「發展創業人聯絡網」，把大捐贈者與當地中小企業家以及學術機構的學者聚在一塊兒，致力於探討在發展中國家培育可持續發展的小企業。
這些潮流引領者也可以說是時代潮流的順應者，推波助瀾，扮演了屬於他們的角色。
（三）不同的模式以及名詞解釋
新公益籠蓋面對比寬泛，其光譜從徹底以社會服務為目的、不計經濟效益，到兩者統籌，再到以營利為主要目的、統籌社會效益，儘管組織以及運營有所不同，但其共同點是以服務社會為目的。走出了這個光譜，就走出了公益規模，成為純商業企業了。
1.創投公益
這一位詞套用了「風險資本」（venture capital），也譯作「風投公益」。其發起主體主要是傳統的公益基金會，只是其捐贈對象可以是非營利組織，也可以是可營利的社會企業，再也不必定是無償贈予。「創投公益」儘管運作模式多種多樣，但蘊含幾個抉擇要素：精準的財務設計、高度負責、對於投資物件持續多年追蹤、說明其組織與能力建設、進行績效評估。這些要素之所以能使創投公益區別於傳統的公益捐贈，是因為後者一般只關切被贊助對象的項目，而不大關切其完成此項目所需要的能力，更不會為其戰勝組織上的弱點而出資。即便被贊助者成就不佳，也無損作為捐贈者的公益基金會自身的事跡以及聲譽。此外，傳統的捐贈往往只籠蓋項目短期所需的一部份，不能籠蓋整個需要，結果被贊助方不得不擴散大量時間精力年年募款，而不是用在治理以及正業上。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有優良的經理人，也難以留下。創投公益則吸收了風險投資的長處，可以免這些缺陷。
創投公益還有一點與風險資本相同，它有結束機制。經由一段時間後，若被贊助者達到了預期效果，或是找到了接替的贊助者，起始的投資人就能結束。若果對於方已盈利，還可以收回以前的投資。
2.社會創業者、創業精神、社會企業
這些名詞都是舶來品，先對於譯法做一說明：頭兩個名詞原文「social entrepreneur」以及「entrepreneurship」在我國常譯作「社會企業家」以及「企業精神」。在中文的語境中，提到「企業」往往理解為狹義的商業企業，實際上這個詞的含意要寬泛得多，合用於對於社會做出貢獻的各行各業，所以這兩個名詞中的「企業」一詞在本書中譯作「創業」。最後一個名詞的英文為「social enterprise」，它所指向的是可營利的企業，只是最終目的是公益而不是利潤，故仍用「企業」一詞。
「社會創業者」一詞據說最先出自一名19 世紀的法國經濟學家，無非它在實踐中的廣泛傳佈則始於美國人比爾·德雷頓（BillDrayton）。他給社會創業者下的定義是：「不知足於授人以魚，也不知足於授人以漁，而是不掀起整個漁業革命不罷休的人。」他本人就是一名典型的社會創業者，有人稱他為「社會創業者的教父」。其做法是不斷立異、探索解決現用的社會問題的新辦法，為此以始終貫徹如一的服務精神以及使命感成立各種機構，同時吸取非營利的公益組織以及營利的現代企業的優異精神。
社會企業的運作模式與一般企業無異，只是營利不是其最終目的，而是必需從事與創業宗旨相同、有利於社會的事業。但它與傳統公益基金會的增值模式不同。傳統基金會一種是公募性質，徹底依靠捐贈，如「聯合勸募」，這是少數；大部份是獨立私人基金會，由私人捐助一筆錢設立基金，依據其宗旨選取捐贈物件以及項目，這種捐贈是徹底無償的。但基金會不能坐吃山空，也需要增值。其做法是設投資部，從事低風險的投資。投資所得交少許稅後（不同年份在2%－4% 之間）必需回歸基金會資產，有關人員不能分利。依據稅法的規定，每年最低支出不得低於其資產的5%。有些大基金會在經濟繁榮時的支出經常高於這個數，間或達到10%。即便這樣，還有大量的資金長期閑置，應用率不高，常為人詬病。
社會企業的不同在於它本身就是投資於公益事業的企業，其資金來源一部份是捐贈，一部份是營業利潤，目的是逐漸實現自己造血，而不是長期依靠輸血。輸血與造血的比例以及多長期自傲盈虧，都視情況而異。因為所服務的對象主要是弱勢群體，難題多、風險大，有時長期不能達到徹底自傲盈虧，而且即便達到之後，也可能還需要資金以及能力的支撐。最主要的是，衡量一個社會企業的優劣必需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名。多數社會企業都與非營利組織合作，並將利潤用於應說明的對象。還有部份企業是在不同收入的人群中交叉補貼。如「阿爾文護眼」（Alvin Eyecare）。它為窮人提供免費服務，同時對於一般客戶收費。在2009 年至2010 年一年中該組織醫治了250 萬病人，進行了32 萬例手術，病患中窮人佔多數，他們獲得了過去不可企及的優質醫療。其投資者以借款的模式予以支撐，最終仍獲取盈利。不僅這樣，用少許資金建立的一家社會企業還可以以其經驗以及能力孵化出多家從事各種業務的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的優勝性在於，與捐贈性基金相比，它可持續、可推廣、有規模效應；與一般企業相比，它的目的明確是服務社會，並據此作出決策，較少受到股東關注利潤的壓力，所以又可以算作一種另類的NGO。
3.影響力投資
「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ment）這個詞來源於2007 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在義大利的貝拉吉歐中心招集的一次會議。參會者有投資人、創業人士、慈善家，會議討論的主題是資本投到哪裡，才能最有效地造福社會以及環境。預會者創造了「影響力投資」這樣一個詞。
2010年，洛克菲勒基金會以及J. P. 摩根公司聯合組織了一項針對於現有影響力投資企業的大規模調查，並提出長篇講演《影響力投資：一種新興的資本類型》１。在之後的兩年中，影響力投資有長足發展。2012 年，在蓋茨基金會的贊助下，摩立特集團（Monitor Group）與洞察力基金合作發表了一項講演，題為「從藍圖到規模—影響力投資的公益案例」，兩者都是對於規模化的社會企業的理念以及迄今為止的實踐開展的分析性講演。前者多強調積極進取方面，後者依據更多的實踐經驗，闡述其障礙與難題，兩篇講演剛好互補。本文的闡述主要依據這兩份講演。
（1）定義
「影響力投資」是旨在創造超出財政收益的積極進取影響的投資。為此，除了了管理財政風險以及經濟收益外，還須管理該企業在社會以及環境方面的表現。投資者內含傳統的公益基金會、商業企業或金融機構以及身價較高的個人。投資物件跨行業、跨地區，其目的也多種多樣。它需要獨特的把握風險的技巧以及適應這種技巧的組織結構，需要藉助內含企業、民間組織以及教育機構的力量，還會引進第三方評估，並樹立衡量事跡的標準。
這種模式的資本投資者是這樣一批人：他們愈來愈不願意在唯利是圖以及無償捐贈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選取，而謀求營利與公益統籌的模式。它與已對比流行的「負責任投資」的理念基本相同，若果有區別的話，後者是消極地拉遠負面影響，防止投資有害的產業，例如煙草業、軍火、高度污染的工業等；而前者是更為積極進取地在深刻調查的基礎上創造有利於社會以及環保的新的市場。也正因而它被視為一種新類型資本（new class asset）。
「影響力投資」這一位詞是新的，然而這種做法並不是自21 世紀始。早在20 世紀40 年代末，英國就成立了殖民地開發公司，後改名「英聯邦開發公司」，吸引國內外私人資本以商業模式說明原殖民地實現可持續的發展，隨後逐步成為一種公益模式。美國很快也有了相似的投資公司，1976 年普魯登休保險公司專門樹立了「社會投資項目」，迄今投入已超過10 億美元￥。這些並無有意識地與「創投公益」聯絡起來，直到20 世紀90年代，這一模式才大規模發展起來。
（2）服務物件
一切公益事業的最終服務對象都是社會需要說明的弱勢群體，除了此以外，當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環境維護。所以各種社會企業的宗旨都把「社會」與「環境」並列，有時簡稱的「社會」中就內含環保。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依然有大量人口享受不到優質教育資源以及醫療，還有的家庭居無定所，所以至關一部份公益性投資是以本土為目的，主要涉及教育、住房、醫療、環境等有關領功能變數。
無非方今世界貧富差距最大的是在世界不同地區之間，所謂「南北差距」。在全世界化的今天，至關一部份發達國家的公益流動的關注點是世界貧窮人口，即所謂「金字塔底層人群」。這個名詞最先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於20 世紀40 年代提出的。2004 年，國際知名商學教授普拉哈拉德出版著作《金字塔底層人民的財富：通過利潤殲滅貧窮》，對比完整地闡述了這種獨特的模式：用商業投資把這部份窮人當成客戶，同時培育其自己創業成為提供者，從而在根本上改善日子。依據世界資源鑽研所的定義，2002 年人均購買力平價（PPP）在3000 美元￥下列的屬於「金字塔底層人群」，全世界有四五十億人。日收入低於3 美元￥的赤貧人群不在此例，他們尚無力進入市場，處於最最底層。他們的問題需要用其他模式解決。
（3）可行性以及正當性
「影響力投資」的含意與「創投公益」、「社會企業」都有重合，都是用市場的途徑服務於公益，只是在新公益的光譜中更接近強調市場效益的一端。從投資者的角度來闡述，影響力投資擁有更光鮮的商業營利性，而且更強調追求規模效應。也正因為這一點，它遇到的風險、引起的質疑也對比多。
最常見的疑惑有：這些窮人如何有足夠的購買力撐起新產業的市場，賺窮人的錢是否有抽剝之嫌；清潔水、基本醫療衛生等已被聯合國定為基本人權，理應由政府提供，而不應訴諸市場。（2010 年聯合國宣佈享有清潔水以及衛生設施是一項必不可少的人權。）
實際情況是，低收入家庭除了了食物等日子必需的開支外，大多會有一些積蓄為改善日子之用。僅以手機為例，它似乎並不屬於日子必需品，然而Celtel 手機公司在非洲許多國家樹立了巨大的市場，並獲取了可觀的利潤；當地農民通過手機獲取商業資訊，有助於更好地推銷其產品；家長從手機銀行中獲取利便的服務，有助於更好地打理子女教育經費。依據一項對於五種日子最急需的用品—住房、清潔用水、母嬰衛生、初級教育以及金融服務—的調查以及估算，未來10 年中的市場潛力可以吸收4000 億至10000 億美元￥的投資，利潤預期在1830 億至6670 億美元￥之間。
窮人既然有改善日子的權力以及需求，理應獲得供應，而這樣龐大、形形色色的需求是不可能持續依靠政府以及無償捐助來知足的；實際上，發達國家的政府執行公共服務的職責對比到位，而越是貧窮地區的政府，其公共服務越是缺位。窮人不僅享受不到「人權」的免費服務，反而要花高價向不規範的市場購買。恰是因為一般商人對於這塊市場不屑一顧，稀缺的供應形成壟斷，窮人買貴貨，經受「對於貧窮的罰款」。（普拉哈拉德曾經作過調查，孟買城郊貧民區的日用品要比市內富人區的貴1%－53%。）「影響力投資」恰是把大量私人資本引入最貧匱的人群，不僅在服務徹底缺位之處填補空白，還可以通過市場競爭淘汰質次價高的壟斷性提供者，使窮人享受價廉物美的產品，抵消「對於貧窮的罰款」。
依據一項在迦納、菲律賓、印度三國關於飲用水供應的個案調研，印度比拉尤基金會（Byrraju Foundation）按影響力投資模式樹立的社區水淨化企業，所供應的飲用水價格只有原來專業集中供水價格的一半。比拉尤基金會50%的印度客戶的年收入只至關於1000 美元￥，幾乎赤貧。若以平均每戶日消費量20 升計，在印度的價格是11 美分，迦納是7 美分，他們徹底可以負擔得起，而商家還可以有贏餘。依據這一計算，未來10 年這一市場的潛力可以吸收50 億至130 億美元￥的投資，預期利潤達29 億至70 億美元￥。那末，在這一收入水平以上的「金字塔底」人群（年收入3000 美元￥）就更不成問題了，依據有關組織的調查，這部份人每戶對於水的支出只佔其收入的1%，所以市場潛力更大。
此外，影響力投資不是只把服務物件當做被動的客戶，同時也把他們作為生意伙伴，協助他們發展因地制宜的企業，金融服務（即小額貸款）主要起這個作用。
據此得出結論：影響力投資能促成經濟增長，開發脫貧的途徑，從而改善窮人的日子質量。經濟增長當然不必定有助於脫貧，然而這一模式可以促成在提供者、貧苦的客戶以及就業員工之間更為合理地配置剩餘價值。總之，這種模式對於四方面都有利：公益捐贈者、投資者、政府、受益對象。受益物件不僅僅是被動的接受者，同時也是介入者，有望逐漸轉化為投資者。
選自《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化：美國百年公益發展的啟示》
《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化：美國百年公益發展的啟示》
資中筠 著
ISBN:978-7-5426-5301-7
定價：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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