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這部歷史長劇的發展中，中國的商人沒有佔領主要地位，它只是一個配角，或許有幾句台詞，聽命於帝國、官僚、外交官、將軍、鼓吹家以及黨魁的擺佈」。——社會學家費正清
「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人們對於任意徵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有兩個政府權力最大，一個是中國政府，一個是穆斯林國家的政府，中國社會以及穆斯林社會就有這個問題。」——法國作家布羅代爾
政府環境形成了企業外在環境的主要部份，對於企業的生存以及發展以及企業之間的競爭都施展著至關主要的作用。企業的環境內含市場環境以及非市場環境，企業必需針對於市場環境以及非市場環境做出相應的反映。企業—政府關系是非市場環境的一個主要方面，企業通過接近以及發展與政府(官員)的特殊關系以便獲得資源、獲得維護或罷黜麻煩。這就是通常所謂的關系在中國目前商業中的主要性。在西方，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清楚，「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企業家與政府打交道，規則與內容基本上是簡單透明的。
在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隱約，政府往往同時扮演裁判員與運動員的角色，並且掌握著巨大的資源，對於企業家而言這既是巨大的機會，也是巨大的陷阱。為此，最挑戰中國企業家智慧的就是如何處理政商關系。轉型經濟的特色使企業不得不把政治關系放在適量的位置上。轉型經濟為企業經營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其中內含政治不確定性以及行政管理的不確定性。政治不確定性是指由政治氛圍以及政策的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跟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改革的根本方向的確立而逐步降低，但政策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仍然存在。行政管理的不確定性是指政府以及執法部門工作的不透明性以及不規範性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是目前最主要的影響企業的非市場環境因素，它時時給企業經營帶來不可預感的風險。
除了了不確定性，資源依賴理論對於目前中國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政商關系也擁有很好的解釋力。資源依賴理論認為，作為開放的系統，任何組織都需要從外部環境中或其他組織中取得它所需要的資源。節制資源的一方能夠對於需求資源的一方製造依賴。一般來講，資源越主要、越稀缺、越不可替代，節制資源的一方自由裁決權程度越高，依賴程度就越高。而中國企業與政府的關系正好相符這些前提。
在處所一級，企業至少在下列方面依賴於政府:
商業機會: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的建設、政府採購等等為企業創造了商業機會。
癥結資源的獲取:譬如土地。政府規制:從執照、許可證的頒發，到工商、稅務、技術監督、勞工標準、環境維護等等，政府規制影響到每一個企業。
政府推進:主要是與產業政策以及處所發展戰略有關的內容。一些處所政府有選取性地支撐一些重點產業以及重點企業，從而對於競爭環境造成影響。
政府影響:政府部門對於其他與政府有關的部門(如對於銀行)可以施加影響。企業為了降低在經營中的不確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同時應用政府節制的資源，他們有著強烈的念頭以及需要去樹立政商關系，這對於他們而言，是一個專有性的投資，這種投資是長期的，回報也是長期而且巨大的。當然這種高額的回報也是有風險的，因為這個專有性投資一方面是隱性的;一方面是不可以轉讓的;一旦政府不履約或官員調離(查處)，專有性投資價值便為零，甚至還有可能給企業的發展帶來危害。
政府的邏輯
儘管有不少企業家在商場中縱橫捭闔，但面對於政商關系殊不知所措。畸變的政商關系暗地裡都有一個或明或暗的緣故，就是沒有意識到政府邏輯以及企業邏輯的區別、企業家以及官員的不同，只是對於官商關系作了片面理解以及簡單處理，以至於角色錯位、行為倒錯，互相之間的互動關系發生畸變，招致意想不到的災難。因而，如何正確認識政府、官員以及市場、企業之間的區別與聯絡尤為主要。所謂「政商關系」，蘊含了兩層互相關聯的內涵。首先是指政府與民間、社會的互動關系，其次才是作為具像個體的官員與商人的關系。在前一層次意義上，「官」是國家力量以及政府意志的直接體現，「商」則是廣義的「民」的代表，是民間社會力量的概稱。從這個角度來說，正確應答以及處理政商關系的前提，是要瞭解政府的運作邏輯以及官員的行為邏輯。
政府的運作邏輯
任何一個日子在現代社會的人以及組織都不可逃避地以及政府發生著聯絡，但人們對於政府卻幾乎沒有足夠的瞭解。洛克在《政府論》中指出：政府本色上是行使公共權力的機構。作為公共權力行使者，政府的行為是強迫的，依靠強迫力來保證各項政策的施行。這也就容易理解為何說政府再小也是政府，企業再大也是企業，官商抗衡的結果只能是商的徹底毀滅。作為公共權力行使者，政府行為的另一個特徵是權威的普遍性。它涉及社會所有領功能變數以及所有個體，這也就是為何「割裂型政商」關系不可取的緣故。
當然，政府行使公共權力也不是肆意而為的，它必需繚繞政府的使命以及職責開展。維護公共利益、促進人民福利才是政府的目的與職責，也是政府合法性的來源。否則，就會危及政府行為的合法性以及公信力。這也就是為何「官商勾搭」以及「政商互變型」的政商關系被認作是不正當的緣故。恰是因為政府行為的強迫性，為了防止政府在行使公共權力過程中的專橫恣肆，政府本身應按等級制、官僚制的原則進行組織。然而，轉型期的國情抉擇了中國政府的運作與理想狀況還有很大差距。所以咱們不得不時常經受著政策的變幻無常、政府權力的肆意干涉、「央」「地」政府間的政策博弈、部門間責任與利益的盤錯交雜等帶來的困擾。
官員的行為邏輯
政府不是簡單堆積起來的聚攏體，它有自己的節制體系，有自己的意志以及能動性，這些意志棲息於政治家、官員以及每位公民心中，並通過法律、規則及倫理等形式具體化。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實際行使者，面臨的首要問題在於如何防止公共權力被濫用。而濫用的本源在於，政府由有獨特利益需乞降行為偏好的官員組成。因而，以嚴厲的非人格化為特徵的官僚制，被嚴格地內嵌政府的組織管理中。這說明官員手中的權力是不可靠的(依附於職位)。
從根本上講，官員只有行使權而沒有所有權，在行使過程也充溢了變數。但官員畢竟也是人，有自己獨特的利益需乞降行為模式。在潛意識裡，個人就有將權力視為個人謀取利益的手腕，這就是官員行為的張力。但因為與政府邏輯相悖，政府對於這種行為有很強的「拉回力」。官員在應用手中的權力謀私利時，因為身處政府的運作體系，往往面臨巨大壓力，不能隨心所欲。不少企業家把官員等同於政府，這是極為過錯的。事實上，大量的企業家就是栽在了這裡。他們只看到了有形的官員，卻沒有看見政府無形的運作體系以及節制力。政府以及官員儘管是兩層皮，卻是黏連著的兩層皮，並且官員這層皮從根上源於政府，要時不時地粘回去才能存續。
那末，在政府運作邏輯與官員行為邏輯的博弈下，什麼才是官員的最佳選取呢?那就是更多的政績、更大的權力、更高的地位。因為這既相符政府運作機制，也相符官員自身的行為邏輯。因而，處理政商關系的最佳模式便是將企業發展正當、適量地切入政府運作邏輯與官員行為邏輯的交集區功能變數。
內地民營企業家的政商關系
大浪淘沙，「紅頂商人」胡雪巖依舊讓今天的中國企業家們念茲在茲，神往不已。當左宗棠讚譽：「你是生逢其時，財色雙收，官居二品，商界知名」時，胡雪巖答曰：「我是天從人願，賭博一輩子，看似風光無盡，實則如履薄冰。」在中國，一個與處所政界絕緣的人很難想像能維持超速成長。商與政「離不開，靠不住」。而如何處理政商關系，既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又是一個技巧性的問題。該與政治結成怎麼樣一種關系，每一個企業家心中都有一本賬。採用「關系戰略」已成為中國企業家成長的路基。三十年一路走來，有勝利者，更多的是失敗者。
雙軌上跳舞
財經作家蘇小以及在《中國企業家黑皮書》中說，中國的企業家能夠混出來有名頭的概率遠遠低於1/256。而這些幸運者的造詣以及他們的軟肋同樣真實得讓人震驚。他們熱愛市場，但又容易被市場之中無厘頭的冷箭所傷;他們脫胎於軌制，卻要像神話中的珀爾修斯同樣試圖解脫宙斯的暗影。中國經濟行走在政府與市場雙重擴張的軌道上。雙軌上跳舞的企業家，始終面臨單軌化的可能。「在政府願意的時候，行政權可以轉化為事實上的產權，這是中中國產權軌制的一項基本特徵。」浙江大學曹正漢教授說。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2002年中選為省級工商聯會長後，以為過往玩的是單軌遊戲，馬上去徵求組織意見：「需不需要把自己的企業賣掉?」但被告訴他要在兩條線作戰。
對于企業家的平衡木遊戲，萬通集團董事長馮侖有著細緻體認。他在《野蠻生長》中寫道：白日，他們慷慨激揚，晚上，面對於官商雙軌的跑道他們需要思考。一邊是現有軌道的牽制，一邊是他們期待的康莊大道，但卻荒草叢生。他們也常不知何去何從，在兩種價值觀的博弈中，他們邊跑邊思考，以至於他們自己都會發現自己有人格分裂的特徵。蘇小以及親歷了不少企業家人格分裂樣本。「他們在以及政府官員打交道時，一副畢恭畢敬、點頭哈腰的模樣，轉頭他們就在違地裡罵娘，說在中國做生意真是難。」
那些失敗者們
商與政「離不開，靠不住」。而如何處理政商關系，既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又是一個技巧性的問題。20年來，一些明星企業家因以及政治走得過近而失敗。1993年，浙江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因嚴格管理而成為舉國學習的活表率。政治的光環使得步鑫生放鬆了經營而日日勞碌於演講以及開講演會，日後他曾經對於人說，「當時我有一個錯覺，既然是黨中央把我樹為典型，確定是不會讓我倒掉的，有什麼事情是辦不成的呢?」而事實卻是，幾年後企業難以為繼，誰也保不了他。
若果說步鑫生發生政治依賴症，牟其中則是染上政治幻覺。1991年，南德集團的牟其頂用500車皮小商品換回4架蘇製圖-154飛機而哄動一時，他從此再也沒有當真做過一筆生意，任由思維的翅膀飛進政治家的花園留連忘返。牟其中將身為民企的南德集團的戰略目的鎖定為「為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服務，振興社會主義經濟」，並命人裱成金字標語吊掛於大廳。過強的政治介入意識以及超出身份能力的政治謀劃熱心，造成支撐力量的真空。
儘管一度擁有「中國第一民間企業家」的江湖地位，牟其中從來沒有獲取過哪怕一項來自正統官方機構的聲譽認同，如勞動模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全國或某省市優良企業家。1999年牟其中因罪入獄後，繼續執著地給高層領導寫信，建言「中美俄經濟大三角」戰略。近些年因官商間走得過近而倒下的商人中，最具衝擊力的當屬國美電器前主席黃光裕。黃光裕出生卑微，沒有勢力背景，憑藉敢於闖、膽子大、有豪氣，踏著政策以及法律的邊緣左右前衝。2008年黃光裕登頂胡潤中國富豪榜，成為中國新首富。一路蘊蓄的風險也在同年噴發，黃光裕因對於商務部法規司郭京毅等人巨額行賄而被批捕。黃光裕的官員近身戰術，顯然過於差勁而原始，難登大堂。
事實上，黃光裕一直沒有什麼大的政治頭銜。財經作家吳曉波察看到，在一個與某人大副委員長一塊兒的場合，黃光裕自始至終沒有主動與之說一句話。「可看出他不通官場語言，只有江湖語言，至多加些商業語言。」若果說，步鑫生、牟其中、黃光裕敗於各種形式的政治過近，那末，更多企業家則是倒在與政治的疏離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民營企業普遍弱小，並不擁有與政府博弈的資歷，內含步鑫生、牟其中等，倒下更可能是因自身的管理能力以及市場意識。進入21世紀，民間資本動作天才不斷湧現，但數年間，華晨產權軌制不明晰，格林柯爾經營管理跟不上擴張的步伐，德隆金融資本風險失控，三家名盛一時的民企以各種模式接踵垮塌。這當然有中國企業先秉性的軌制缺失，但暗地裡仍可理出一個政商關系失控的線頭。仰融，有商業稟賦的企業家，失足於一個政商常識。
2001年，「慕馬大案」發生，瀋陽官場地震，與政府關系親密的華晨開始規劃南下新增汽車基地。當仰融與英國羅孚、浙江寧波縝密商榷中國汽車產業大變局時，他獨一忽略了東北的政府方面的心態。想做中國底特律的瀋陽市政府認為這無異於違叛。這一年華晨被收歸國有，沒有學會讓步的仰融出走美國，兩年後華晨潰敗。2005年，仰融接受大陸媒體越洋採訪說，「我真沒想到把項目放在寧波會惹出這麼多事，要是放在大連，可能什麼事都沒有。」在中國，一個與處所政界絕緣的人很難想像能維持超速成長。格林柯爾系的創始人顧雛軍信奉負債經營，並把整合物件鎖定為與政府有盤根關系的國有企業，項目遍佈國內。
偏偏在資本的不規則擴張中，顧雛軍與處所政府關系漸行漸遠。一個久傳的段子是，在一個茶話會上，顧雛軍被支配與某市主要領導一桌用餐，用餐過程中，餐桌上的其別人都給這個領導敬了酒，惟獨顧雛軍坐在自己的坐位上自享其樂。格林柯爾系遭遇危機後，很快變為一地雞毛。顧雛軍於2005年入獄。在民企淪陷中，最具震撼性的非德隆集團莫屬。唐氏兄弟在沿著資本慣性滾雪球般全國擴張時，沒能同比例地編織政治避險網。一遇風吹草動，因無援手，緊繃的資金鏈崩塌。
這個本最有可能成為中國首個民營金融帝國的企業，於2006年走進了歷史。「實際上，德隆留下的600億元￥資產中不少都是優質資產。若果能撐到07年，或許終局就徹底不同。」一名介入債務重組德隆的人士對於本刊記者表示。德隆德恆證券副總裁王世渝公開撰文提及唐萬新如是悔道：「咱們遠離政治是一個巨大過錯。若果今後還有機會，咱們必定不去上海，必定就在北京設立總部。」若果說，仰融、唐萬新是輸在政商技巧上，河北京大學午農牧集團董事長孫大午則在政商價值觀上「輸」得一乾二淨。軍人出生的孫大午堪稱是政商關系的「損壞者」。他「不屑」與政界人土交往，在對於外交往上，公司每年基本沒有什麼款待費。這讓當地政府部門一直感覺很不爽。據報導，一名官員曾經毫不避諱地說，「孫大午太出頭了，成為了孫大牛了。」多年言語上的「不檢點」以及行為上的「特立獨行」，令其於2003年7月5日被拘捕，無非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家存款。
政商關系學
過去三十年，企業家中與政界互動優良卻沒有暴發醜聞的，不只一個人，而是一群人：劉永好家族、魯冠球、徐冠巨、梁穩根、尹同耀、吳仁寶、柳傳志、沈文榮、尹明善。這些活得好的企業家都是處理政商關系的高手。他們的秘訣何在?「要比政府還要瞭解政府，才能擅長以及政府打交道。在政府面前，咱們始終扮演的是既聰慧、又能幹、更聽話的角色。」原江蘇太平洋建設集團董事長嚴介以及被商界公認為是政商關系語言專家。嚴介以及建言，企業家要讀書，第一本就是政治學。「我認為，若果資金鏈出了問題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鏈出了問題。政治鏈出了問題，企業要破產，老闆要坐牢。」嚴後來下課去職，就是倒在資金鏈上。
中國富豪榜上的「不倒翁」——劉永行兄弟堪稱是中國民營企業家中「聽話」的實踐典範。1982年劉氏兄弟打算到農村養雞以前，特意找到縣委書記訊問，回鄉創業「要不要得」?獲得確定的回覆之後，又正兒八經地向單位打講演申請辭職，辭職講演直打到四川省副省長那裡才有了確實的批示。1992年劉氏兄弟計劃成立私營企業集團，也特意向國家工商局打講演，直到國家工商局批准才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私營企業集團—但願集團;1993年劉氏四兄弟有了成立一家民營銀行的思考方向，就與41位政協委員共同提案，建議政府批准成立一家主要由民營企業家投資、主要為民營企業服務的銀行。直到3年之後國務院才批准，劉氏兄弟才當上民生銀行的主要股東。具體到與官員的關系接觸，劉永行有時成心退避三舍。因為房地產需要大量的內情交易，劉永行最後拋卻進入地產業。這種「官場哲學」在短期內影響了企業的發展速度以及路徑。但劉永行認為，民營企業同當地政府官員拉私人關系是短期行為，企業家的著眼點應該放在如何把企業培育成優良企業，如何把企業的事跡變為處所領導的政績，使兩者形成互利關系，這才是企業的長遠策略。
在政商拿捏上可與劉永行並駕齊驅的是浙商魯冠球，創業至今已40多年卻聳立不倒。檢視其歷史，魯冠球的社會察看一直是以鄉鎮企業為圓心、以中國改革的現實階段為半徑、以自身的企業實踐為基礎而開展的，他提出的諸多觀點在不同的改革階段發生了不同的社會效應，卻基本上與他所經營企業的具體利益無關。魯冠球因而成為各方均樂於接受的企業家代表人物。在魯冠球政商關系的實踐中，禹作敏入獄事件給了他很大提醒。1993年，禹作敏與天津市政府公開抗衡，矛盾激化，與禹關系頗佳的魯冠球去信，勸慰禹說政府應會斟酌他的改革影響力而投鼠忌器，然而事態發展大大超乎他的意料，事後魯冠球從新思考企業家與政府的互動模式。就民營企業與政府領導間的互動境界，浙江溫州一名老闆打了個形象比喻：「太涼了的時候，就加班熱水，太熱的時候就加一點涼水。」浙江大學一名學者對比各省商人後稱，無非激也無非火，寧可忍辱負重也不爭一時之短長，是浙商們能做大做強的緣故。從劉氏兄弟以及魯冠球的官場哲學啟程，黃光裕顯然是沒有遵循政商關系基本原則：與政府走得近，但不與特定的官員走得近，防止互相綁架。
樹立健康的政商關系
合作而不抗衡
迄今為止的政商關系充沛顯示，合作是中國政商關系的基本形態。在政治權力集中的情況下，維持與政府及官員優良的合作關系，是企業家處理政商關系的基本原則。
培育公共政策思惟
在中國式的巨集觀環境中經商，不僅需要純商業思惟，更需要有把握政治以及政策走向的智慧。零點集團董事長袁岳認為，中國市場將是長久受到非市場因素影響的市場，只有充沛理解中國的公共環境，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市場。他主意企業家要從組織間關系、公共環境、社會文化、政策演進的角度關注企業管理。事實上，政府的政策導神往往抉擇了資源的走向以及購買力的轉移。企業想獲得更多的政府資源，就應該分析政策走向。
遠離畸變的政商關系
官商結盟在胡雪巖時代或許是一種特定歷史環境中的常態，但在現代法治社會中，則無疑是一個對於社會、對於官員、對於企業家都有很大風險的病態現象。郭廣昌曾經經為政商關系劃出界線：「人們都說，一個人的財富是一個『0』，健康是一個『1』。事實上，民營企業能不能合法經營就是這個『1』，離開了『1』，後面規模再大，財富再多，最後仍然是會變為『0』。可以說，合法經營跟身體的健康同樣主要。」
政府允諾≠法律法規
政府官員≠政府
一般來講，政府的性質抉擇了其行為是一種公權力行為，擁有必定的權威性。但這並不象徵著政府的允諾就能替代法律法規。同樣，政府官員儘管是政府行為的實際踐行者，但只有在他代表政府行為時才擁有權威性，否則就是純私人行為。因曲解這種區別而致使的慘劇著實太多。
依靠而不依賴
政商之間到底是怎麼樣一種關系?清末民初的一名實業家曾經以六字微言道破此中奧秘：「離不開，靠不住」。政府的首要職責是保證社會秩序，為商業糾紛提供裁決平台，自然是離不開的。更主要的是，在現用的環境下，政府作為資源主導者，企業想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撐。「政府給你一個大項目，你可能就活得很好。不給你，可能就得苦心經營。這種情況在現用的國情下還會持續良久，好的政商關系對於企業發展意義重大。」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鐵道建築總公司總經理王振侯的一番話說出了不少企業家的心聲。但這並不象徵著企業可以依賴政府，政府其實也有不少靠不住之處。譬如一些新的政策更迭或是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泛起一些新問題，都讓人措手不及。又如依靠與某一官員的關系，一旦官職變動，那末關系也隨之變動。當初，韓國大宇集團的快速擴張離不開政府支撐，但當金融危機到來，政府便撒手無論。在危急關頭，大宇將企業龐大的規模視為「人質」威脅政府，殊不料，韓國政府強力推廣金融改革的決心已定，犧牲大宇、力保金融全局的舉措不可逆轉，大宇也因而很快就衰敗了。
正當參政議政
政界以及商界之間需要樹立一種合理的聯絡，這不僅有助於政治與經濟兩大實體之間的合理互動，也有利於社會的高效發展。商人參政議政就是一個很主要的渠道。現用的，商人從政主要有下列幾種渠道：一是擔任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二是政府給有實力的企業家必定的黨政職務或政治待遇。如河北清河縣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規定，私企老闆可以通過納稅進階官場，政府以官職論功行賞;三是政府禮聘民企老闆以專業人士身份進入政府任職。如億唐公司董事長唐海松出任上海徐匯區外經貿委副主任;四是政府面向社會公開招考公務員;五是通過村委會選舉擔任村幹部。如浙江省民政廳的講演顯示：在義烏、寧波等地，資產過百萬的富裕群體已佔領農村兩委會成員六成以上，而支書以及主任80%由百萬富翁擔任。商人從政應該注意的是，在爭奪政府支撐時必需維持獨立，不「以企代政」，通過對於話、溝通、參政議政，使政府更好地輿解企業的需要，平衡好經濟發展與短期政治需要的關系，防止落入官商畸變的窠臼。
做好自己
政府的性質抉擇了財政收入以及社會安定是重中之重，這些都離不開企業的介入。這象徵著，政府最需要、最倚重的是勝利的企業，因為它們創造著社會、政府以及官員都需要的財富、就業以及收入，還可以展示官員的執政能力，累積政治資本，實現他們的社會價值。因而，獲取政府以及官員支撐的第一要務，是要辦好自己的企業，端正企業行為，靠企業家精神博得發展。
事件聚焦
企業向政府建言：2010年6月25日，溫家寶總理到阿里巴巴網路有限公司考察，企業創始人、首席執行官馬雲向他介紹了電子商務的發展及現狀，溫家寶總理對於此給予了高度評價。
政府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2010年，溫總理提出要鼎力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生物醫藥、資訊網路以及高端製造產業，積極進取推進新能源汽車、「三網」交融，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為此，政府將加大對於戰略型新興產業的投入以及政策支撐。
政府干預企業收購：2006年美國凱雷投資集團擬收購徐工集團85%股分，徐工的競爭對於手三一重工將此收購案政治化，從而引起中央政府的關注，國家六個部委成立聯合調查組調查此收購案，在政府的干預下，凱雷拋卻收購。
政府說明企業隱瞞事故：2010年的「紫金礦業污染問題」事件從發生到披露被隱瞞了9天時間。這被認為與處所政府及官員維護企業了利益有直接關系。
政府官員被企業賄賂：2010年8月30日，國美電器前主席黃光裕音賄賂政府官員而謀取企業與個人利益被判14年徒刑並被罰沒8億元￥新台幣。
政府主導企業重組：2008年11月，在處所政府的主導下，山東鋼鐵以及日照鋼鐵簽訂重組意向書，由山東鋼鐵重組日照鋼鐵，此重組顯然非日照鋼鐵本意。
政府包辦「民企改制」：依據《21世紀經濟報導》，2009年台州政府開列了分目錄，內含銷售額達到5-10億甚至以上的100家民營企業，政府計劃2009、2010、2011三年，說明它們完成股權的改制。100家民營企業股分再造，這場由政府主導的民企改制浪潮，與30年前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徑相比，是一次微妙的方向動作。
來源：《會計師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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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這部歷史長劇的發展中，中國的商人沒有佔領主要地位，它只是一個配角，或許有幾句台詞，聽命於帝國、官僚、外交官、將軍、鼓吹家以及黨魁的擺佈」。——社會學家費正清
「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人們對於任意徵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有兩個政府權力最大，一個是中國政府，一個是穆斯林國家的政府，中國社會以及穆斯林社會就有這個問題。」——法國作家布羅代爾
政府環境形成了企業外在環境的主要部份，對於企業的生存以及發展以及企業之間的競爭都施展著至關主要的作用。企業的環境內含市場環境以及非市場環境，企業必需針對於市場環境以及非市場環境做出相應的反映。企業—政府關系是非市場環境的一個主要方面，企業通過接近以及發展與政府(官員)的特殊關系以便獲得資源、獲得維護或罷黜麻煩。這就是通常所謂的關系在中國目前商業中的主要性。在西方，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清楚，「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企業家與政府打交道，規則與內容基本上是簡單透明的。
在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隱約，政府往往同時扮演裁判員與運動員的角色，並且掌握著巨大的資源，對於企業家而言這既是巨大的機會，也是巨大的陷阱。為此，最挑戰中國企業家智慧的就是如何處理政商關系。轉型經濟的特色使企業不得不把政治關系放在適量的位置上。轉型經濟為企業經營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其中內含政治不確定性以及行政管理的不確定性。政治不確定性是指由政治氛圍以及政策的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跟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改革的根本方向的確立而逐步降低，但政策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仍然存在。行政管理的不確定性是指政府以及執法部門工作的不透明性以及不規範性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是目前最主要的影響企業的非市場環境因素，它時時給企業經營帶來不可預感的風險。
除了了不確定性，資源依賴理論對於目前中國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政商關系也擁有很好的解釋力。資源依賴理論認為，作為開放的系統，任何組織都需要從外部環境中或其他組織中取得它所需要的資源。節制資源的一方能夠對於需求資源的一方製造依賴。一般來講，資源越主要、越稀缺、越不可替代，節制資源的一方自由裁決權程度越高，依賴程度就越高。而中國企業與政府的關系正好相符這些前提。
在處所一級，企業至少在下列方面依賴於政府:
商業機會: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的建設、政府採購等等為企業創造了商業機會。
癥結資源的獲取:譬如土地。政府規制:從執照、許可證的頒發，到工商、稅務、技術監督、勞工標準、環境維護等等，政府規制影響到每一個企業。
政府推進:主要是與產業政策以及處所發展戰略有關的內容。一些處所政府有選取性地支撐一些重點產業以及重點企業，從而對於競爭環境造成影響。
政府影響:政府部門對於其他與政府有關的部門(如對於銀行)可以施加影響。企業為了降低在經營中的不確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同時應用政府節制的資源，他們有著強烈的念頭以及需要去樹立政商關系，這對於他們而言，是一個專有性的投資，這種投資是長期的，回報也是長期而且巨大的。當然這種高額的回報也是有風險的，因為這個專有性投資一方面是隱性的;一方面是不可以轉讓的;一旦政府不履約或官員調離(查處)，專有性投資價值便為零，甚至還有可能給企業的發展帶來危害。
政府的邏輯
儘管有不少企業家在商場中縱橫捭闔，但面對於政商關系殊不知所措。畸變的政商關系暗地裡都有一個或明或暗的緣故，就是沒有意識到政府邏輯以及企業邏輯的區別、企業家以及官員的不同，只是對於官商關系作了片面理解以及簡單處理，以至於角色錯位、行為倒錯，互相之間的互動關系發生畸變，招致意想不到的災難。因而，如何正確認識政府、官員以及市場、企業之間的區別與聯絡尤為主要。所謂「政商關系」，蘊含了兩層互相關聯的內涵。首先是指政府與民間、社會的互動關系，其次才是作為具像個體的官員與商人的關系。在前一層次意義上，「官」是國家力量以及政府意志的直接體現，「商」則是廣義的「民」的代表，是民間社會力量的概稱。從這個角度來說，正確應答以及處理政商關系的前提，是要瞭解政府的運作邏輯以及官員的行為邏輯。
政府的運作邏輯
任何一個日子在現代社會的人以及組織都不可逃避地以及政府發生著聯絡，但人們對於政府卻幾乎沒有足夠的瞭解。洛克在《政府論》中指出：政府本色上是行使公共權力的機構。作為公共權力行使者，政府的行為是強迫的，依靠強迫力來保證各項政策的施行。這也就容易理解為何說政府再小也是政府，企業再大也是企業，官商抗衡的結果只能是商的徹底毀滅。作為公共權力行使者，政府行為的另一個特徵是權威的普遍性。它涉及社會所有領功能變數以及所有個體，這也就是為何「割裂型政商」關系不可取的緣故。
當然，政府行使公共權力也不是肆意而為的，它必需繚繞政府的使命以及職責開展。維護公共利益、促進人民福利才是政府的目的與職責，也是政府合法性的來源。否則，就會危及政府行為的合法性以及公信力。這也就是為何「官商勾搭」以及「政商互變型」的政商關系被認作是不正當的緣故。恰是因為政府行為的強迫性，為了防止政府在行使公共權力過程中的專橫恣肆，政府本身應按等級制、官僚制的原則進行組織。然而，轉型期的國情抉擇了中國政府的運作與理想狀況還有很大差距。所以咱們不得不時常經受著政策的變幻無常、政府權力的肆意干涉、「央」「地」政府間的政策博弈、部門間責任與利益的盤錯交雜等帶來的困擾。
官員的行為邏輯
政府不是簡單堆積起來的聚攏體，它有自己的節制體系，有自己的意志以及能動性，這些意志棲息於政治家、官員以及每位公民心中，並通過法律、規則及倫理等形式具體化。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實際行使者，面臨的首要問題在於如何防止公共權力被濫用。而濫用的本源在於，政府由有獨特利益需乞降行為偏好的官員組成。因而，以嚴厲的非人格化為特徵的官僚制，被嚴格地內嵌政府的組織管理中。這說明官員手中的權力是不可靠的(依附於職位)。
從根本上講，官員只有行使權而沒有所有權，在行使過程也充溢了變數。但官員畢竟也是人，有自己獨特的利益需乞降行為模式。在潛意識裡，個人就有將權力視為個人謀取利益的手腕，這就是官員行為的張力。但因為與政府邏輯相悖，政府對於這種行為有很強的「拉回力」。官員在應用手中的權力謀私利時，因為身處政府的運作體系，往往面臨巨大壓力，不能隨心所欲。不少企業家把官員等同於政府，這是極為過錯的。事實上，大量的企業家就是栽在了這裡。他們只看到了有形的官員，卻沒有看見政府無形的運作體系以及節制力。政府以及官員儘管是兩層皮，卻是黏連著的兩層皮，並且官員這層皮從根上源於政府，要時不時地粘回去才能存續。
那末，在政府運作邏輯與官員行為邏輯的博弈下，什麼才是官員的最佳選取呢?那就是更多的政績、更大的權力、更高的地位。因為這既相符政府運作機制，也相符官員自身的行為邏輯。因而，處理政商關系的最佳模式便是將企業發展正當、適量地切入政府運作邏輯與官員行為邏輯的交集區功能變數。
內地民營企業家的政商關系
大浪淘沙，「紅頂商人」胡雪巖依舊讓今天的中國企業家們念茲在茲，神往不已。當左宗棠讚譽：「你是生逢其時，財色雙收，官居二品，商界知名」時，胡雪巖答曰：「我是天從人願，賭博一輩子，看似風光無盡，實則如履薄冰。」在中國，一個與處所政界絕緣的人很難想像能維持超速成長。商與政「離不開，靠不住」。而如何處理政商關系，既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又是一個技巧性的問題。該與政治結成怎麼樣一種關系，每一個企業家心中都有一本賬。採用「關系戰略」已成為中國企業家成長的路基。三十年一路走來，有勝利者，更多的是失敗者。
雙軌上跳舞
財經作家蘇小以及在《中國企業家黑皮書》中說，中國的企業家能夠混出來有名頭的概率遠遠低於1/256。而這些幸運者的造詣以及他們的軟肋同樣真實得讓人震驚。他們熱愛市場，但又容易被市場之中無厘頭的冷箭所傷;他們脫胎於軌制，卻要像神話中的珀爾修斯同樣試圖解脫宙斯的暗影。中國經濟行走在政府與市場雙重擴張的軌道上。雙軌上跳舞的企業家，始終面臨單軌化的可能。「在政府願意的時候，行政權可以轉化為事實上的產權，這是中中國產權軌制的一項基本特徵。」浙江大學曹正漢教授說。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2002年中選為省級工商聯會長後，以為過往玩的是單軌遊戲，馬上去徵求組織意見：「需不需要把自己的企業賣掉?」但被告訴他要在兩條線作戰。
對于企業家的平衡木遊戲，萬通集團董事長馮侖有著細緻體認。他在《野蠻生長》中寫道：白日，他們慷慨激揚，晚上，面對於官商雙軌的跑道他們需要思考。一邊是現有軌道的牽制，一邊是他們期待的康莊大道，但卻荒草叢生。他們也常不知何去何從，在兩種價值觀的博弈中，他們邊跑邊思考，以至於他們自己都會發現自己有人格分裂的特徵。蘇小以及親歷了不少企業家人格分裂樣本。「他們在以及政府官員打交道時，一副畢恭畢敬、點頭哈腰的模樣，轉頭他們就在違地裡罵娘，說在中國做生意真是難。」
那些失敗者們
商與政「離不開，靠不住」。而如何處理政商關系，既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又是一個技巧性的問題。20年來，一些明星企業家因以及政治走得過近而失敗。1993年，浙江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因嚴格管理而成為舉國學習的活表率。政治的光環使得步鑫生放鬆了經營而日日勞碌於演講以及開講演會，日後他曾經對於人說，「當時我有一個錯覺，既然是黨中央把我樹為典型，確定是不會讓我倒掉的，有什麼事情是辦不成的呢?」而事實卻是，幾年後企業難以為繼，誰也保不了他。
若果說步鑫生發生政治依賴症，牟其中則是染上政治幻覺。1991年，南德集團的牟其頂用500車皮小商品換回4架蘇製圖-154飛機而哄動一時，他從此再也沒有當真做過一筆生意，任由思維的翅膀飛進政治家的花園留連忘返。牟其中將身為民企的南德集團的戰略目的鎖定為「為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服務，振興社會主義經濟」，並命人裱成金字標語吊掛於大廳。過強的政治介入意識以及超出身份能力的政治謀劃熱心，造成支撐力量的真空。
儘管一度擁有「中國第一民間企業家」的江湖地位，牟其中從來沒有獲取過哪怕一項來自正統官方機構的聲譽認同，如勞動模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全國或某省市優良企業家。1999年牟其中因罪入獄後，繼續執著地給高層領導寫信，建言「中美俄經濟大三角」戰略。近些年因官商間走得過近而倒下的商人中，最具衝擊力的當屬國美電器前主席黃光裕。黃光裕出生卑微，沒有勢力背景，憑藉敢於闖、膽子大、有豪氣，踏著政策以及法律的邊緣左右前衝。2008年黃光裕登頂胡潤中國富豪榜，成為中國新首富。一路蘊蓄的風險也在同年噴發，黃光裕因對於商務部法規司郭京毅等人巨額行賄而被批捕。黃光裕的官員近身戰術，顯然過於差勁而原始，難登大堂。
事實上，黃光裕一直沒有什麼大的政治頭銜。財經作家吳曉波察看到，在一個與某人大副委員長一塊兒的場合，黃光裕自始至終沒有主動與之說一句話。「可看出他不通官場語言，只有江湖語言，至多加些商業語言。」若果說，步鑫生、牟其中、黃光裕敗於各種形式的政治過近，那末，更多企業家則是倒在與政治的疏離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民營企業普遍弱小，並不擁有與政府博弈的資歷，內含步鑫生、牟其中等，倒下更可能是因自身的管理能力以及市場意識。進入21世紀，民間資本動作天才不斷湧現，但數年間，華晨產權軌制不明晰，格林柯爾經營管理跟不上擴張的步伐，德隆金融資本風險失控，三家名盛一時的民企以各種模式接踵垮塌。這當然有中國企業先秉性的軌制缺失，但暗地裡仍可理出一個政商關系失控的線頭。仰融，有商業稟賦的企業家，失足於一個政商常識。
2001年，「慕馬大案」發生，瀋陽官場地震，與政府關系親密的華晨開始規劃南下新增汽車基地。當仰融與英國羅孚、浙江寧波縝密商榷中國汽車產業大變局時，他獨一忽略了東北的政府方面的心態。想做中國底特律的瀋陽市政府認為這無異於違叛。這一年華晨被收歸國有，沒有學會讓步的仰融出走美國，兩年後華晨潰敗。2005年，仰融接受大陸媒體越洋採訪說，「我真沒想到把項目放在寧波會惹出這麼多事，要是放在大連，可能什麼事都沒有。」在中國，一個與處所政界絕緣的人很難想像能維持超速成長。格林柯爾系的創始人顧雛軍信奉負債經營，並把整合物件鎖定為與政府有盤根關系的國有企業，項目遍佈國內。
偏偏在資本的不規則擴張中，顧雛軍與處所政府關系漸行漸遠。一個久傳的段子是，在一個茶話會上，顧雛軍被支配與某市主要領導一桌用餐，用餐過程中，餐桌上的其別人都給這個領導敬了酒，惟獨顧雛軍坐在自己的坐位上自享其樂。格林柯爾系遭遇危機後，很快變為一地雞毛。顧雛軍於2005年入獄。在民企淪陷中，最具震撼性的非德隆集團莫屬。唐氏兄弟在沿著資本慣性滾雪球般全國擴張時，沒能同比例地編織政治避險網。一遇風吹草動，因無援手，緊繃的資金鏈崩塌。
這個本最有可能成為中國首個民營金融帝國的企業，於2006年走進了歷史。「實際上，德隆留下的600億元￥資產中不少都是優質資產。若果能撐到07年，或許終局就徹底不同。」一名介入債務重組德隆的人士對於本刊記者表示。德隆德恆證券副總裁王世渝公開撰文提及唐萬新如是悔道：「咱們遠離政治是一個巨大過錯。若果今後還有機會，咱們必定不去上海，必定就在北京設立總部。」若果說，仰融、唐萬新是輸在政商技巧上，河北京大學午農牧集團董事長孫大午則在政商價值觀上「輸」得一乾二淨。軍人出生的孫大午堪稱是政商關系的「損壞者」。他「不屑」與政界人土交往，在對於外交往上，公司每年基本沒有什麼款待費。這讓當地政府部門一直感覺很不爽。據報導，一名官員曾經毫不避諱地說，「孫大午太出頭了，成為了孫大牛了。」多年言語上的「不檢點」以及行為上的「特立獨行」，令其於2003年7月5日被拘捕，無非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家存款。
政商關系學
過去三十年，企業家中與政界互動優良卻沒有暴發醜聞的，不只一個人，而是一群人：劉永好家族、魯冠球、徐冠巨、梁穩根、尹同耀、吳仁寶、柳傳志、沈文榮、尹明善。這些活得好的企業家都是處理政商關系的高手。他們的秘訣何在?「要比政府還要瞭解政府，才能擅長以及政府打交道。在政府面前，咱們始終扮演的是既聰慧、又能幹、更聽話的角色。」原江蘇太平洋建設集團董事長嚴介以及被商界公認為是政商關系語言專家。嚴介以及建言，企業家要讀書，第一本就是政治學。「我認為，若果資金鏈出了問題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鏈出了問題。政治鏈出了問題，企業要破產，老闆要坐牢。」嚴後來下課去職，就是倒在資金鏈上。
中國富豪榜上的「不倒翁」——劉永行兄弟堪稱是中國民營企業家中「聽話」的實踐典範。1982年劉氏兄弟打算到農村養雞以前，特意找到縣委書記訊問，回鄉創業「要不要得」?獲得確定的回覆之後，又正兒八經地向單位打講演申請辭職，辭職講演直打到四川省副省長那裡才有了確實的批示。1992年劉氏兄弟計劃成立私營企業集團，也特意向國家工商局打講演，直到國家工商局批准才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私營企業集團—但願集團;1993年劉氏四兄弟有了成立一家民營銀行的思考方向，就與41位政協委員共同提案，建議政府批准成立一家主要由民營企業家投資、主要為民營企業服務的銀行。直到3年之後國務院才批准，劉氏兄弟才當上民生銀行的主要股東。具體到與官員的關系接觸，劉永行有時成心退避三舍。因為房地產需要大量的內情交易，劉永行最後拋卻進入地產業。這種「官場哲學」在短期內影響了企業的發展速度以及路徑。但劉永行認為，民營企業同當地政府官員拉私人關系是短期行為，企業家的著眼點應該放在如何把企業培育成優良企業，如何把企業的事跡變為處所領導的政績，使兩者形成互利關系，這才是企業的長遠策略。
在政商拿捏上可與劉永行並駕齊驅的是浙商魯冠球，創業至今已40多年卻聳立不倒。檢視其歷史，魯冠球的社會察看一直是以鄉鎮企業為圓心、以中國改革的現實階段為半徑、以自身的企業實踐為基礎而開展的，他提出的諸多觀點在不同的改革階段發生了不同的社會效應，卻基本上與他所經營企業的具體利益無關。魯冠球因而成為各方均樂於接受的企業家代表人物。在魯冠球政商關系的實踐中，禹作敏入獄事件給了他很大提醒。1993年，禹作敏與天津市政府公開抗衡，矛盾激化，與禹關系頗佳的魯冠球去信，勸慰禹說政府應會斟酌他的改革影響力而投鼠忌器，然而事態發展大大超乎他的意料，事後魯冠球從新思考企業家與政府的互動模式。就民營企業與政府領導間的互動境界，浙江溫州一名老闆打了個形象比喻：「太涼了的時候，就加班熱水，太熱的時候就加一點涼水。」浙江大學一名學者對比各省商人後稱，無非激也無非火，寧可忍辱負重也不爭一時之短長，是浙商們能做大做強的緣故。從劉氏兄弟以及魯冠球的官場哲學啟程，黃光裕顯然是沒有遵循政商關系基本原則：與政府走得近，但不與特定的官員走得近，防止互相綁架。
樹立健康的政商關系
合作而不抗衡
迄今為止的政商關系充沛顯示，合作是中國政商關系的基本形態。在政治權力集中的情況下，維持與政府及官員優良的合作關系，是企業家處理政商關系的基本原則。
培育公共政策思惟
在中國式的巨集觀環境中經商，不僅需要純商業思惟，更需要有把握政治以及政策走向的智慧。零點集團董事長袁岳認為，中國市場將是長久受到非市場因素影響的市場，只有充沛理解中國的公共環境，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市場。他主意企業家要從組織間關系、公共環境、社會文化、政策演進的角度關注企業管理。事實上，政府的政策導神往往抉擇了資源的走向以及購買力的轉移。企業想獲得更多的政府資源，就應該分析政策走向。
遠離畸變的政商關系
官商結盟在胡雪巖時代或許是一種特定歷史環境中的常態，但在現代法治社會中，則無疑是一個對於社會、對於官員、對於企業家都有很大風險的病態現象。郭廣昌曾經經為政商關系劃出界線：「人們都說，一個人的財富是一個『0』，健康是一個『1』。事實上，民營企業能不能合法經營就是這個『1』，離開了『1』，後面規模再大，財富再多，最後仍然是會變為『0』。可以說，合法經營跟身體的健康同樣主要。」
政府允諾≠法律法規
政府官員≠政府
一般來講，政府的性質抉擇了其行為是一種公權力行為，擁有必定的權威性。但這並不象徵著政府的允諾就能替代法律法規。同樣，政府官員儘管是政府行為的實際踐行者，但只有在他代表政府行為時才擁有權威性，否則就是純私人行為。因曲解這種區別而致使的慘劇著實太多。
依靠而不依賴
政商之間到底是怎麼樣一種關系?清末民初的一名實業家曾經以六字微言道破此中奧秘：「離不開，靠不住」。政府的首要職責是保證社會秩序，為商業糾紛提供裁決平台，自然是離不開的。更主要的是，在現用的環境下，政府作為資源主導者，企業想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撐。「政府給你一個大項目，你可能就活得很好。不給你，可能就得苦心經營。這種情況在現用的國情下還會持續良久，好的政商關系對於企業發展意義重大。」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鐵道建築總公司總經理王振侯的一番話說出了不少企業家的心聲。但這並不象徵著企業可以依賴政府，政府其實也有不少靠不住之處。譬如一些新的政策更迭或是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泛起一些新問題，都讓人措手不及。又如依靠與某一官員的關系，一旦官職變動，那末關系也隨之變動。當初，韓國大宇集團的快速擴張離不開政府支撐，但當金融危機到來，政府便撒手無論。在危急關頭，大宇將企業龐大的規模視為「人質」威脅政府，殊不料，韓國政府強力推廣金融改革的決心已定，犧牲大宇、力保金融全局的舉措不可逆轉，大宇也因而很快就衰敗了。
正當參政議政
政界以及商界之間需要樹立一種合理的聯絡，這不僅有助於政治與經濟兩大實體之間的合理互動，也有利於社會的高效發展。商人參政議政就是一個很主要的渠道。現用的，商人從政主要有下列幾種渠道：一是擔任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二是政府給有實力的企業家必定的黨政職務或政治待遇。如河北清河縣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規定，私企老闆可以通過納稅進階官場，政府以官職論功行賞;三是政府禮聘民企老闆以專業人士身份進入政府任職。如億唐公司董事長唐海松出任上海徐匯區外經貿委副主任;四是政府面向社會公開招考公務員;五是通過村委會選舉擔任村幹部。如浙江省民政廳的講演顯示：在義烏、寧波等地，資產過百萬的富裕群體已佔領農村兩委會成員六成以上，而支書以及主任80%由百萬富翁擔任。商人從政應該注意的是，在爭奪政府支撐時必需維持獨立，不「以企代政」，通過對於話、溝通、參政議政，使政府更好地輿解企業的需要，平衡好經濟發展與短期政治需要的關系，防止落入官商畸變的窠臼。
做好自己
政府的性質抉擇了財政收入以及社會安定是重中之重，這些都離不開企業的介入。這象徵著，政府最需要、最倚重的是勝利的企業，因為它們創造著社會、政府以及官員都需要的財富、就業以及收入，還可以展示官員的執政能力，累積政治資本，實現他們的社會價值。因而，獲取政府以及官員支撐的第一要務，是要辦好自己的企業，端正企業行為，靠企業家精神博得發展。
事件聚焦
企業向政府建言：2010年6月25日，溫家寶總理到阿里巴巴網路有限公司考察，企業創始人、首席執行官馬雲向他介紹了電子商務的發展及現狀，溫家寶總理對於此給予了高度評價。
政府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2010年，溫總理提出要鼎力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生物醫藥、資訊網路以及高端製造產業，積極進取推進新能源汽車、「三網」交融，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為此，政府將加大對於戰略型新興產業的投入以及政策支撐。
政府干預企業收購：2006年美國凱雷投資集團擬收購徐工集團85%股分，徐工的競爭對於手三一重工將此收購案政治化，從而引起中央政府的關注，國家六個部委成立聯合調查組調查此收購案，在政府的干預下，凱雷拋卻收購。
政府說明企業隱瞞事故：2010年的「紫金礦業污染問題」事件從發生到披露被隱瞞了9天時間。這被認為與處所政府及官員維護企業了利益有直接關系。
政府官員被企業賄賂：2010年8月30日，國美電器前主席黃光裕音賄賂政府官員而謀取企業與個人利益被判14年徒刑並被罰沒8億元￥新台幣。
政府主導企業重組：2008年11月，在處所政府的主導下，山東鋼鐵以及日照鋼鐵簽訂重組意向書，由山東鋼鐵重組日照鋼鐵，此重組顯然非日照鋼鐵本意。
政府包辦「民企改制」：依據《21世紀經濟報導》，2009年台州政府開列了分目錄，內含銷售額達到5-10億甚至以上的100家民營企業，政府計劃2009、2010、2011三年，說明它們完成股權的改制。100家民營企業股分再造，這場由政府主導的民企改制浪潮，與30年前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徑相比，是一次微妙的方向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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