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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國際新媒體鑽研綜述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New Media Research in 2014

戴佳

摘要

本文針對於三份國際權威刊物《傳佈學刊》(Journalof Communication )、《新媒體與社會》(NewMedia & Society)以及《電腦輔助傳佈學刊》(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 2014年發表的新媒體傳佈的鑽研論文進行綜述。綜述按照傳佈的三個核心功能：組織、社交與媒介化功能來組織，旨在闡明國際傳佈學界新媒體鑽研的新動向。

癥結詞

《傳佈學刊》《新媒體與社會》《電腦輔助傳佈學刊》新媒體鑽研

2014年對于新媒體傳佈來講，有著里程碑的意義。這一年，社交媒體的代表Facebook歷經十年的發展，從新興走向成熟，人類的交往行為由此發生扭轉；傳統媒體的銷量、受眾群與影響力均逐步式微，正在被新媒體超出；搬移媒體的蓬勃發展正孕育前所未有的交往與傳佈的契機。

國際傳佈學界如何考察與理解新媒體環境下的傳佈現象？學術思考能為咱們釐清現象、觸摸本色提供哪些借鑒？本文選取國際傳佈學界傳佈與新媒體鑽研領功能變數擁有較高影響因子的三份刊物《傳佈學刊》(Journalof Communication ) 、《新媒體與社會》(NewMedia & Society) 以及《電腦輔助傳佈學刊》(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針對於其2014年發表的所有涉及新媒體傳佈的共100多篇文章，從傳佈的三個核心功能：組織、社交與媒介化三個方面對於新媒體鑽研進行梳理與綜述。

一、新媒體的政治與社會組織功能

網際網路及新媒體技術的泛起，促成了資訊的平等、快速、廣泛傳佈，並培育了網路空間中的介入以及同享精神。因而，人們認為它擁有促成公民介入政治的潛力，並由此晉陞資訊透明以及社會民主。然而，到目前為止，關於這一美妙憧憬的實證證據卻依然沒有給出涇渭分明的謎底。2014年的新媒體鑽研，正反兩方面的觀點仍在交鋒，焦點之一在於，新媒體是否能有效地組織公家進行推進社會進步（尤為是政治介入）的行為。

支撐音效：促成政治介入以及運動組織

在新媒體對于社會民主的促成作用方面，2014年的鑽研仍然提供了許多積極進取的例證。

1.政治介入

跟著全世界社交網站（SNS）的使用者達到數以億計，社交網站使用對于政治介入的影響備受關注。鑽研發現，社交網站為青少年實現政治目的提供新的途徑，並為青少年的網路介入向較為傳統的政治介入形式轉化提供了渠道（Bode,Vraga, Borah & Shah, 2014）。同時，社交網站線上表達對於減輕懷疑有著積極進取作用：「對于那些但願社交媒體說明年青人進入政治領功能變數，並有助於改變困擾年青人的政治不滿的人，挑戰在於如何啟動社交網站的使用者來實現更高程度的介入」（Yamamoto& Kushin, 2014, p.441）。de Zuniga,Molyneux & Zheng (2014) 的鑽研顯示，社交媒體新聞使用對於線下政治介入擁有直接影響，儘管出於社交目的的社交媒體應用對於人們的政治介入並無直接影響，而是通過公民自身的政治表達對於政治介入發生間接影響。

2.運動組織

一些鑽研者以具體的社會倡導與運動作為鑽研背景，提出了有關社交網路在社會運動中的組織功能的使人信服的實證結果。例如，Fernandez-Planells, Figueras-Maz &Pampols (2014) 鑽研了介入西班牙巴塞羅那市中心#acampadabcn運動的組織「憤怒的人群」（Outraged）如何應用線上工具來取得有關運動的資訊。他們發現，社交媒體是該組織進行動靜知會以及運動動員的主要工具。Hestres (2014) 探討了氣候變化倡導組織如何通過網路動員「話題公家」 （issue publics），引誘政策爭辯向公共領功能變數發展，並依據自身訴求規劃政策爭辯。

社交網路使用也被證實對于線下運動造成為了直接的影響。Choi & Park (2014) 認為，大規模的「銳推」（retweeting）以及「文化干擾」（culturejamming）被策略性地用於增強抗議集團的團結、擴展抗議者的支撐基礎、並促成內含線下行為在內的政治行徑。作者對於網路社群的迴音室或「懶人行徑主義」（slacktivism）效應提出了反駁，認為線上社區通過在日常日子中對于技術的應用，形成為了一種新形式的集體行徑。另有鑽研也顯示，社交媒體能有效預測選舉結果（Ceron, Curini, Iacus & Porro, 2014）。

除了了社交網站以外，新媒體的其它平台同樣也蘊含著有效組織公家的功能。例如，一項針對於荷蘭人口的面板鑽研顯示，特定形式的政治網路使用（PIU）與投票行為以及政治興致關聯（Kruikemeier,van Noort, Vliegenthart & de Vreese）；部落格能夠說明人們形成集體身份認同，並形成「個性化的集體主義」（individualized collectiveness），從而賦與個性化的個體以集體身份並誘發集體行為（Soon & Kluver, 2014）。

儘管前述鑽研證實的使用新媒體，尤為是社會化媒體能增強政治介入並有效組織社會行徑的假如十分流行，對于此種假如的駁斥卻也不乏論據。

反對於音效：結構缺陷、數字鴻溝與資訊不對於稱

1.結構缺陷

質疑者們認為，與網際網路「平等、介入以及同享」精神相悖，基於新媒體的傳佈有著固有的結構缺陷。

Brake (2014)分析了進行線上內容建立的不同社會群體在念頭、接入、技巧以及使用上的懸殊，指出網上內容創造者往往來自相對於擁有特權的群體（privileged groups），而這些人提供的線上內容，可能會因基於自身的興致或關聯利益而擁有成見。

針對於以Google為代表的搜尋引擎的經濟激勵機制的鑽研發現，當有可能獲取更大的經濟回報時，Google搜尋傾向於泛起違規行為（非純正客觀科學的搜尋）。各種各樣的激勵機制的存在致使搜尋結果中的成見。這些機制內含Google的搜尋以及廣告服務組合，尤其是廣告網路服務等因素。因為搜尋引擎擁有象群眾媒體同樣塑造公共話語的能力，鑽研認為對于搜尋引擎暗地裡經濟力量的分析應該作為出台相應監管措施的起點（Rieder & Sire, 2014)。

與Google 同樣，作為一個同儕出產（peerproduction）平台的維基百科，也表現出根深蒂固的同儕之間的不平等關系，這恰是Shaw& Hill (2014) 兩位作者對於同儕出產被奉為民主理想的組織模式提出疑慮的緣故。作者指出，同儕出產形式可能正吻合了德國學者RobertMichels 提出的「寡頭鐵律」（ironlaw of oligarchy），即民主成員組織在成長的過程中會日趨演化成寡頭統治。通過對於683條維基樣本條文的內定流程的詳盡資料分析，他們的鑽研證實了伴同介入者逐步增多而泛起的寡頭傾向。

2.數字鴻溝

性別、教育程度以及地區經濟發展程度依然是數字鴻溝的影響因素。

一項針對於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市的網路公共接入點（如社區技術中心以及藏書樓）的為期十年的數字鴻溝的性別動態鑽研發現，使用網路公共接入點的男性使用者多於女性使用者，而年長的女性使用者表達了對于技術的恐懼。同時，女性受訪者將藏書樓與對於書籍以及家庭的念舊情感聯絡起來，而男性受訪者則更傾向於將藏書樓與技術關聯(Dixon,Correa, Straubhaar, Covarrubias, Graber, Spence & Rojas, 2014)。另有鑽研顯示，資訊搜尋技巧不熟練的女生更有可能高估網路內容的可托性；而資訊搜尋技巧不熟練的男生更有可能低估網路內容的可托性(Robinson,2014)。

跟著網際網路技術日趨成熟，它愈來愈多地反映線下世界已知的社會、經濟以及文化關系，內含這些關系中的不平等現象。例如教育程度低的人以及殘疾人，相比教育程度高的以及擁有職業的人群，天天使用網際網路的時間更長，因為這些人群相對於有較少的其他社會化選取（van Deursen & van Dijk, 2014)。

地輿局限顯然也是不平等現象的本源之一。關於印度農村地區古吉拉特邦的青年數字文化的鑽研發現，儘管新技術的推廣促成了個人流動性，小城鎮以及農村地區的印度青年依然日子在集體性的社會結構之中。新媒體在他們的日子中僅處於邊緣地位，年青人的強大的人網際網路依然植根於地輿接近性以及求學閱歷, 而非新媒體技術（Pathak-Shelat& DeShano, 2014)。

Robinson (2014) 通過對於加州一所高中弱勢學生群體與學習關聯的資訊搜尋行為的鑽研，展示了資訊搜尋技巧如何抉擇資訊搜尋的成敗。鑽研指出，在學生群體中之所以有資訊搜尋能力高下之分，與其說是取決於技術，不如說是取決於家庭、同窗的支撐程度，以及不同窗習方向帶來的學習機會。

因為低成本及流動性，手機一直被視為解決數字鴻溝的一個主要工具，然而斯里蘭卡的一項鑽研卻顯示，即便弱勢人口使用了搬移電話，因為在手機設計中的客觀存在的廣泛的社會不平等，手機提供的一些基於電腦的通信軟體對于他們而言依然「無法走訪」。換言之，手機使用反而使得數字鴻溝成為一種客觀現象 (Wijetunga, 2014)。

3.資訊不對於稱

除了了數字鴻溝問題，也有一些鑽研關注資訊傳佈與接受者之間的資訊不對於稱。Luders, Folstad &Waldal (2014) 通過對於挪威工黨設立的社區交流平台「我的工黨」調查結果顯示，普通民眾與政治家之間的交流仍然不對於稱，政治家的介入程度也遠沒有達到公民指望的程度。因而，作者認為社交媒體並無真正拉遠政治家以及公民之間的距離，也沒有增添公民對于政治決策的影響力。

民間組織或集團的傳佈行為中同樣存在資訊不對於稱問題。一項鑽研揭示了兩種「公民資訊作風」的存在：一些民間集團依然堅持群眾媒體的資訊範式，無法以與年青人發生共識的模式溝通；而新近建立的網路組織似乎更有可能接受一個對於年青人更友好的新的交流模式。但總體樣本顯示，對於年青人友好的交流作風處於較低水平（Wells, 2014)。無獨有偶，前文提到的Yamamoto &Kushin (2014) 對于2008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年青人社交網站使用鑽研，儘管指出社交網站線上表達對於減輕懷疑有積極進取作用，卻同時發現年青人對于社交網站上競選資訊的關注，會增添其玩世不恭以及冷淡的態度，而這些都是政治不滿的消極方面。

相對於於政治家或民間集團疏於採用友好的溝通模式這一事實，也許另一極端--政治操控或對于民粹主義的迎合--更讓人心生顧慮。Serazio (2014) 通過對於政治傳佈流動的參謀的深度訪談，分析了政治傳佈策略如何被制訂、執行，資訊如何被編碼。參謀們在管理新聞議程以及政治話語中的角色一般為，通過網路擴張黨派空間，對於特定的目的受眾傳佈更為細緻入微以及靈便有效的動靜。作者認為，政治傳佈參謀的這些努力，可能會陰礙公共領功能變數理想的實現。

與此同時，針對於瑞典北部西博滕省的政治家的一項鑽研，揭示出新媒體時代兩種互相矛盾的政治身份：一方面是現代的進步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是 「真實」以及「原生態」（real and authentic）的政治身份。兩者的一致性在於，因為都擁有親技術的特性，數字話語以及民粹主義成為其特徵（Nilsson & Carlsson, 2014）。

這些鑽研結果均對於新媒體促成公民社會的可能性提出了質疑。

4.「懶人行徑主義」

針對於關於新媒體的一些論斷如新媒體促成介入行徑或政治運動，泛起了一些審慎的反對於音效。Harlow& Guo (2014) 的鑽研顯示，技術可能通過令人高估自身對于行徑的貢獻，造成一種安撫潛在積極進取份子的效果。因而，只需用滑鼠點擊的「懶人行徑主義」或「網路點擊行徑主義」（clicktivism）實際上潛在地稀釋了真正的行徑。

更有鑽研對於網路政治討論本身的意義提出質疑。Wojcieszak & Smith (2014) 在調查了年青、受過優良教育以及精曉技術的伊朗大城市年青人在2009年伊朗大選、中東以及北非的騷亂中使用網路的情況後發現，在新媒體平台上對於個人問題以及IT/科學的討論比政治更為常見。作者強調，是使用新媒體，而不是網路政治討論，成為年青人預測自身政治效能的主要抉擇性因素。

「懶人行徑主義」與政治討論意義的虛無，無疑削弱了技術的光芒，為技術推進革命的期待籠上暗影。

5.勞動抽剝

最後，對于網路玩家的抽剝也是新媒體批判的一個主要內容。

Zhang &Fung (2014) 考察了在遊戲玩家以及網路遊戲產業之間發生的第二產業--網路遊戲公會，指出網路遊戲公會的存在進一步加深了遊戲產業對於消費者勞動力的依賴，形成對于消費者勞動力的生物政治節制（bio-politicalcontrol），並將玩家置於創業發明與勞動抽剝的夾縫之中。同樣，Hong & Chen (2014) 通過遊戲改裝案例，發現玩家往往通過內嵌網頁的自動化評估技術來進行自我管理並校準其勞動。由此致使的結果是，日趨激烈的對于最高標準的產品的追求樹立於犧牲玩家自身幸福的代價之上。

數字以及虛擬世界並不是獨立空間，它仍然存在顯著的性別權力結構。Braithwaite (2014)對于大型多人線上遊戲（MMOG）《魔獸世界》論壇中遊戲人物的擁有性別歧視的對於話分析顯示，女權主義者以及女權主義均被視為對於這些虛擬空間的威逼，並由此推而廣之，被視為對於一套隱含的、廣泛的關於性別角色的共同價值觀的威逼。

辯證的視角：節制下的公民自覺

前述兩個部份分別介紹了對于新媒體組織作用的正、反面論證，然而也有一些鑽研對于新媒體的社會政治組織功能的優缺陷相容並包，體現了更為辯證的視角。

首先，針對於前述鑽研提到的網路空間的問題如結構缺陷以及數字鴻溝，另一些鑽研提出了反駁。Graham &Wright (2014) 對于論壇中的超級介入者，即超級發帖人、議程制訂者以及對於話促成者的鑽研發現，約0.4％的超級介入者貢獻了近50％的論壇內容。於是從數量上來講，確鑿存在著一小部份人主導論壇內容的現象。但質化的內容分析卻發現，大部份超級介入者並無試圖阻攔其他使用者發貼或襲擊他們。相反，他們承當著說明其他使用者的角色，如回復、對於長帖進行總結以利便新使用者，並對於其他使用者展示出同情性的理解。作者由此駁斥了協商民主理論對于少數把握話語權的人的批判。

Kumar (2014)關於印度社會中處於社會經濟弱勢地位的城市青年群體的Facebook使用行為的鑽研顯示，儘管性別造成的介入鴻溝仍然存在（例如年青的印度主婦往往被Facebook的介入式文化冷落）並加劇了根深蒂固的社會性別不平等，但Facebook在說明城市青年群體跨越社會界線以及技術障礙，融入全世界社區方面功不可沒。

Penney& Dadas(2014) 基於對於 「佔領華爾街運動（OWS）」介入者的深度訪談，顯示文字的快速數字化傳佈說明示威者迅速樹立了一個地輿上擴散的、網路化的「抗衡性公共領功能變數」（counterpublic），成為主流媒體以外批判權力的力量。然而，對于這個外部平台的依賴也象徵著一旦平台受限，抗議者的傳佈能力就受到影響，同時也容易受到敵對於當局的監視。

從同樣辯證的視角啟程，Sullivan (2014) 指出，儘管微博在中國的普及代表著對于資訊節制的挑戰，並成為網民針對於收入不平等以及官員腐敗等社會現象表達不滿的平台，然而政府自身也快速適應了不斷變化的網際網路生態，同樣使用網路工具來施行社會節制。這些節制策略內含聲稱節制的合法性、限制異議、藉助網路識別政府溺職行為，以及應用網路輿論為新的政策造勢等。

伴同政治與經濟的節制，是蓬勃生長、方興未艾的公民自覺。Yalkin，Kerrigan & Lehn (2014) 發現 「公民消費者」（citizenconsumers）不僅通過譏刺當局來被動反抗審查，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使用與統治者相同的技術來抗拒其統治。相似地，「政治消費主義」（political consumerism），即基於道德或政治斟酌作出購買抉擇的行為，也被視作公民介入的一種形式。鑽研認為使用社交媒體的人比不使用的人更可能發生政治消費行為。政治消費與公民介入之間的關系強於與政治介入的關系。而且社交媒體使用是聯絡一般的網路使用與政治消費之間的中介變量（de Zuniga, Copeland & Bimber, 2014)。

二、新媒體的社交功能

新媒體的政治與社會功能更多地繚繞政治家、組織與個人的政治目的施展作用，於是組織功能的鑽研擁有明確的目的導向性，它需要回答的根本問題是，新媒體的組織動員是否促成（或阻礙）一個更為開放與民主的社會的實現。相對於而言，新媒體的社交功能則缺乏這樣清晰的功能目的，於是鑽研方向也更為擴散以及多元￥。

個體認知、使用念頭與效果

首先，對于社交媒體使用念頭的心理機制鑽研依然是主流。Bazarova & Choi (2014)針對於Facebook發帖人的自我披露念頭鑽研，顯示自我披露程度取決於社交媒體的示能性（affordances)。換言之，示能性越強的媒體，越能激發人們的自我披露願望。而且，自我披露對于媒體的示能性與資訊披露的親密性之間的關系起著調劑作用。

社會壓力作為一種外在念頭，擁有繁雜的效果。儘管社會壓力會降低自主需要的滿意度(autonomy need satisfaction)，然而會增長與能力以及關聯性需要關聯的滿意度(competence and relatedness need satisfaction) (Reinecke,Vorderer & Knop, 2014)。

其次，新媒體的使用效果鑽研也有一些新的發現。一項針對於 「來自前煙民的警示」 （「Tips from Former Smokers」）這一推特倡導流動的鑽研顯示，當流動器具有衝擊力的圖片來進行危害性鼓吹時，87％的帖子接受此資訊，而7％的帖子回絕接受。因而，通過駭人聽聞的圖片來進行危害性鼓吹，並不必定能如預期的同樣引起態度扭轉（Emery, Szczypka, Abril, Kim & Vera, 2014）。此外，推特帖子發表的時效性會影響信源的可托度，儘管這種影響受到認知處理的調節作用（Westerman, Spence & Van Der Heide, 2014）。

最後，一些鑽研開始關注新媒體在工作與家庭日子中的使用鑽研。鑽研發現，男性、獨身、教育程度較高的人，以及外向型以及神經質的人，更傾向於在工作時間使用社交網路。高層管理人員比其他受訪者更多地在工作時間使用社交網路。而責任心，工作中的積極進取挑戰，以及公司的量化請求都會降低工作時間對于社交網路的使用程度 (Andreassen, Torsheim & Pallesen, 2014)。此外，個人在電腦長進行多任務工作處理時，平均每19秒就會泛起一次內容切換，遠遠高於人們的預期。在內容切換時個人覺醒反映（arousal responses）達到峰值，此後逐步降低（Yeykelis, Cummings& Reeves, 2014）。

在家庭日子方面，一項針對於全美456對於親子對於的鑽研顯示，家長往往低估孩子對于高風險網上流動如網路欺凌、與目生人互動、以及色情內容的危險程度。父母之所以低估此類風險，與寬鬆的管教模式、關於網上風險的溝通難題以及孩子是否有機會獲取接觸電腦的私人空間有關（Byrne, Katz, Lee, Linz & McIlrath, 2014）。Correa (2014) 關於子女對于父母的技術反哺的鑽研發現，技術反哺高發生在女性、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群，以及有著更為開明的家長以及更流暢的親子關系的家庭中。

社會資本

社交媒體使用與社會資本的關系也仍然是鑽研熱點。Ellison, Vitak,Gray, State & Lampe (2014) 鑽研了社交網路的關系維護行為與社會資本，發現社會資本並不是簡單地由社交網路連線生成；相反，人們對于社交網路的積極進取管理、疏導以及維護十分主要，如回答問題、祝願或向別人表示同情等。鑽研指出，社交網路的真正益處可能不僅僅在於它們實現了技術上的連線，而在於建立一個環境，使得有意義的溝通交流及其所體現的潛在的社會資本收益得以運轉。

另一項鑽研通過對於Facebook上的資源調動行為（例如在社交圈中提出請求）鑽研社會資本的動態，發現那些在Facebook上發出動員資訊的人擁有更高的社會資本，更多地回應朋友們表達的需求，而且往往將Facebook看做更好的資訊源、合作圈子以及網路傳佈圈（Ellison, Gray, Lampe & Fiore, 2014）。

流行文化、版權爭議與資訊自由

新媒體推進了流行文化的傳佈，而這一過程伴同著對于既有文化權威與秩序的挑戰。Shifman, Levy& Thelwall (2014) 通過對於流行網路笑話的鑽研發現，網路笑話可以被視為功能強大的（儘管往往是無形的）全世界化與美國化的代理人。同儕製作內容的泛起，不僅挑戰了文化評價的傳統權威格局，同時也隱約了不同媒體平台之間的懸殊 (Verboord, 2014)。

流行文化同時也帶來了版權爭議。Ortega (2014) 對於網路惡搞視訊的鑽研指出，網路惡搞是網路使用者施展創造力、無視版權法以及從新詮釋經典文化作品的行為，由此挑戰出產者以及消費者的角色分野。Sinnreich& Latonero (2014) 的分析顯示，混搭以及各種形式的「配置文化」成為主流現象。與此同時，人們對于這些現象的文化合法性的態度正在發生轉變。儘管版權行業依然存在盜竊/許可的二元￥框架，不少人承認必定程度「盜用」的有效性，並積極進取討論版權法律的限制。然而擁有反諷象徵的是，那些在挑戰主流版權話語並探索新興盜用形式方面最為積極進取的人，偏偏也是最享有文化勢力的人，即那些富有的、受過優良教育的年青人。

Beyer (2014) 通過對於維基解密、「海盜黨」等網路個案的分析，描寫了新興的對于資訊自由的倡導主意，是如何在不同國家推進資訊自由化的同時，也致使了國家之間資訊自由法規的同質化。O』Donnell (2014) 考察了視訊遊戲機改裝晶片（MOD晶片）在視訊遊戲盜版中的擁有爭議性的作用。儘管這些晶片可以被遊戲機用來對於遊戲進行 「盜版」，它們也通過加入功能延伸了遊戲機的功用。MOD晶片還說明使用者建立可在遊戲機上運行的軟體或視訊遊戲，而這引起軟體或視訊可以規避視訊遊戲產業典型規則以及法規的限制。

少數派的音效

各種少數派音效泛起，是2014年新媒體鑽研的一大亮點。Marciano (2014) 通過對於以色列變性人網路社區討論的分析顯示，變性使用者使用網路空間作為與其他渠道互補的或替代性的空間。Rice & Barman-Adhikari (2014)發現無家可歸的年青人主要使用電子信件接觸他們的父母、社會工作者以及潛在的僱主，而使用社交媒體與同輩進行交流。社交媒體說明擁有宗教信仰的同性戀青年群體達成為了「網路自我實現」（Taylor, Falconer & Snowdon, 2014)；手機為殘疾人提供了更大的流動性、自主性，並說明他們逃脫殘疾的意識烙印，儘管它也可能致使人們對于搬移電話的依賴以及社會關系的空間拉遠 (Chib & Jiang, 2014)。

搬移通信

2014年見證了搬移通信的快速發展，關於搬移通信的鑽研也顯著增多。Madianou (2014) 探討智慧手機作為一種聚合媒體（polymedia）環境，如何通過整合無處不在的網際網路與搬移電話功能，形成為了對于棲身他國的移民而言蘊含著各種交流機會的環境。

對於亞洲大學生搬移新聞（微部落格戶端）的使用行為分析顯示，使用手機瀏覽新聞與微博動靜的人數正在顯著增長。而且，在新聞自由度越高的國家，人們通過手機瀏覽與關注微博的程度越低 (Wei, Lo, Xu, Chen & Zhang, 2014)。

此外，還有鑽研揭示了基於地輿位置的社交網路如何扭轉了傳統的搬移傳佈中相對於的「無處所性」（placelessness）的含意：儘管搬移通信減少了物理距離的主要性，物理空間對于塑造搬移技術使用的情境依然起著主要的作用。例如最基本的手機簽到行為，就是基於物理位置進行的交流，失去物理上的接近性，它作為一個協調工具的效用便受到限制。因而，位置在搬移通信中的主要性依然不可疏忽 (Frith, 2014)。

三、新媒體的媒介化功能

網路媒體與受眾鑽研

新媒體的泛起對于新聞業的重塑作用，近些年來一直是學術鑽研的主要方向。總體而言，新媒體時代的受眾相比傳統媒體時代泛起了顯明的規模擴展以及結構繁雜化（Fortunati,Deuze & de Luca, 2014）。而與此同時，傳統新聞業則面臨著受眾流失困境（Tandoc, 2014）。在這一背景下，一些鑽研旨在探索新媒體受眾的新聞接受特徵，藉以為新聞業未來發展提供借鑒。

首先，鑽研考察了傳統新聞業對于新聞的客觀性與獨立性的請求在網路化時代閱歷了何種變遷。例如，Ananny (2014)分析了主流的新聞機構在與觀眾的互動中如何維持新聞的獨立性。在傳統媒體時代，新聞機構通過節制受眾內容，實現了獨立於受眾的自由（freedomfromaudiences）；而今天，新聞的獨立性取決於記者是否能在新興的由外而內（outside-in）以及由內而外（inside-out）兩股力量之間遊刃有餘—例如如何激發讀者與線上新聞內容進行互動並生成可出版的內容，以及如何在社交媒體空間維持與讀者之間的關系。

的確，使用者對於網路媒體的內容出產已發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使用者逐步成為媒體內容的「第二把關人」，對于已過編纂記者篩選的線上內容，依據自己的判斷做出選取性的次級傳佈（Singer, 2014）。新媒體平台資訊的大量快速流動對於使用者瀏覽習氣造成的扭轉，也促使新聞媒體更正視資訊的呈現形式而非資訊本身，以更有效地吸引使用者注意（Kaun &Stiernstedt, 2014）。

此外，因為大資料等使用者分析技術的不斷完美使針對於受眾的系統化分析成為可能，使得媒體傾向於依據分析資料迎合受眾趣味，進而調整新聞內容以及方向（Tandoc, 2014）；同時，更多個體記者及直接接受使用者贊助的記者等新型記者的發生，也使網路報導的內容選取更易受使用者興致的影響（Lian, 2014）。

使用者對于線上新聞的評論互動行為，被視為使用者介入的主要形式以及公共輿論可能的發生平台（Weber, 2014）。鑽研發現使用者評論的互動性受到兩個因素影響，即新聞內容所蘊含的新聞價值要素（如接近性）的強弱（Ziegele, Breiner, & Quiring, 2014），以及早先發表的使用者評論的不確定性以及矛盾性（Weber, 2014）。與此同時，儘管使用者評論對於新聞的反饋作用十分主要，但固有的新聞準則以及專業理念往往會使記者疏忽使用者評論的反饋，並阻礙他們與讀者進行深刻互動或共塑新聞內容（Nielson, 2014）。

另有鑽研顯示，新聞記者與讀者之間的對於話可能看似凌亂、不聯貫及無心義，實際上卻通過一些規則構建了話語的聯貫性以及意義。這些規則內含，哪些人是記者偏好的受眾，如何維持高效力，同時與多個讀者對於話以及因而致使的情境重構的延遲等。這些規則使得記者在與觀眾互動中扮演了專家的角色(Steensen, 2014)。此外，象報紙網站論壇這樣的新興公共領功能變數，在激烈的國家或區功能變數爭辯中可能起著緩以及公家傾向的作用(Harris, Morgan & Gibbs,2014)。通過SNS取得、發佈新聞以及談論政治，可以改善網路的異質性水祥和觀點極化程度 (Lee, Choi,Kim, & Kim, 2014)。

通過對於使用者的新聞介入資訊進行系統的總結以及分析，能為新媒體的議程設定提供指示與參考。新媒體平台的議程設定在形式以及內容上都擁有更多的互動性以及交融性（Neuman, Guggenheim, Jang, & Bae, 2014; Vargo, Guo, Mccombs & Shaw,2014）：議程設定已再也不局限於傳統媒體向受眾的一對於多過程，使用者的個性以及興致可能反過來對於傳統媒體設定議程（Neuman et al., 2014）；其發生作用的機制也不只以及話題的泛起頻率關聯，而是蘊含了多元￥媒體的議程交融以及議程的內定關聯以及互動（Vargo et al., 2014）；同時，話題的發生以及傳佈變化則體現出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報導邏輯的交融（Jungherr, 2014）。

公民新聞與重塑新聞規範

新媒體技術使新聞的記錄以及發佈再也不僅僅掌握在專業媒體記者手中。手機等搬移裝置及其攝影功能等硬體技術的完美以及大量普及，增添了公民新聞的便利性以及影響力。搭載攝影功能的手機能通過現場攝像的模式實現新聞事件自身介入以及目睹記錄的結合，以更有效地影響其他公家、達到其表達目的（Anden-Papadopoulos,2014）。

與此同時，日趨壯大的公民新聞也對於傳統媒體的生存發展提出了挑戰。例如在維基解密事件中，傳統媒體更傾向於對於維基解密採用對於立態度，並試圖通過強調其在新媒體時代存在的主要性來維護其固有陣地。這象徵著跟著新興媒體的不斷發展、新聞業定義的隱約化以及在新媒體背景下受眾知心意識的不斷晉陞。傳統媒體仍需妥善處理與新興媒體之間的對於立，以適應新媒體環境的發展（Hindman& Thomas, 2014）。

公民新聞對于新聞業的從新塑造有諸多表現。例如政治領導人的推特資訊成為記者編纂的議程設定者，對於報導的事件選取、信源引用與背景介紹等方面均發生影響(Parmelee, 2014)。Revers（2014）發現，推特的即時性發佈使傳統上完整、一次性的新聞產品變得碎片化；它進一步弱化了傳統媒體的把關以及過濾功能，記者個人自發的把關作用更為凸顯；資訊透明度以及互動性給記者帶來了個人資訊與專業角色、觀點溝通與客觀中立、資訊取得的便利化與被政治公關應用等方面的矛盾。Alper（2014）認為，通過Instagram等手機套用進行的新聞攝影，因相對於原始新聞照片進行了尺寸、色采等方面的效果變更，可能影響受眾感知，或提供預設立場或聯想，於是致使了新聞攝影真實性以及專業性的之間的矛盾。

此外，新聞的可托度問題始終不容疏忽。Kaye & Johnson（2014）在本拉登逝世新聞的案例鑽研中指出，無論是在受眾取得仍然是傳佈資訊的過程中，社交媒體平台都是最不被信賴的來源。只有少數精英使用者在平台上發佈以及傳佈資訊這一事實，說明社交媒體在重大政治新聞中作為信源並無獲得足夠信任。但與此同時，鑽研也發現超連結可以增添使用者對於新聞可托度的感知，並促發進一步的資訊收集行為（Borah, 2014）。

搜尋引擎作為資訊媒介

搜尋引擎作為人們搜查以及取得資訊的主要手腕，如何被受眾選取與使用也受到鑽研者的關注。鑽研發現，搜尋引擎通過對於不同資訊來源的排名，抉擇了資訊的顯著度以及接觸可能性，從而發生相似框架設定的效果，影響受眾所取得資訊的種類（Li,Anderson, Brossard & Scheufele, 2014; Jiang, 2014b）。

一方面，對于同一搜尋主題而言，相符特定排名規則會晉陞搜尋結果中的顯著度，也更易被使用者所接觸（Li et al., 2014）。另一方面，搜尋引擎會影響使用者所接觸資訊的總體規模。基於中國市場上三大搜尋引擎的鑽研顯示，使用者從搜尋引擎上獲取的資訊來源往往是經由篩選以及重塑的，這使得資訊來源的規模大多局限於國內，並受到了政治以及社會的再次建構，從而阻礙了使用者獲得規模更廣的、更為客觀以及徹底的知識（Jiang,2014a）。

四、結論與反思

本文從傳佈的三個核心功能：組織、社交與媒介化功能，對於三份傳佈學核心刊物2014年的新媒體鑽研進行了梳理。相比此前的鑽研，鑽研理路、視角與法子的傳承與立異都較為顯著。

有關新媒體的政治與社會組織功能的鑽研，旨在探索新媒體對于實現社會民主理想的作用，即它是否促成集體認同與行徑、是否便利與激勵了社會倡導與動員。鑽研持續了此前已存在的兩種截然相反的視角，既為新媒體的有效組織功能提供了論證，又對於新媒體及依賴其發生的傳佈空間的結構缺陷、數字鴻溝，以及對于網路合作以及玩家勞動的抽剝等問題進行了審慎的質疑。讓人驚喜的是，愈來愈多的持有辯證立場的鑽研泛起了，於無處不在的政治與經濟的節制背景之下，突顯了公民自覺的當代圖景：社會不平等與全世界融入、媒體節制與反節制、商業邏輯與政治消費主義並行不悖，為理解新媒體的政治與社會組織作用提供了更為豐厚的視角。

新媒體的社交功能鑽研探討個人、集體、社區依託新媒體的社會交往行為。儘管對於社交媒體使用的個體認知、念頭與效果的心理機制鑽研依然處於主流地位，2014年的鑽研卻體現了一些新的趨勢。例如，由網路惡搞、戲謔、混搭或解密為代表的流行文化的風行，因挑戰主流版權話語並激勵文化盜用行為，誘發了版權爭議以及關於資訊自由的討論。再如，在主流的社交網站使用者以外，泛起了針對於少數派如變性使用者、無家可歸者、同性戀群體以及殘疾人的社交行為的鑽研。

新媒體的媒介化功能鑽研，旨在回答傳統新聞業在面對於新媒體環境的挑戰中何以為繼的問題。關聯的鑽研顯示了傳統新聞業客觀性與獨立性的請求在網路化時代的變遷，即從獨立於受眾的自由，到與受眾互動並維繫長期的關系。新媒體對于新聞業的從新塑造，不僅在於對於報導的事件選取、信源引用與背景介紹等方面的影響，而且在於資訊取得的便利化與被政治公關應用的風險、預設立場或觀點與新聞真實性以及專業性的矛盾之中。

理論啟迪與法子立異

綜觀2014年國際新媒體鑽研，新理論的應用與已有理論的深刻，為未來的鑽研提供了啟迪與借鑒。例如，Sanz & Stanč (2014) 用「本體安全」的概念（Ontological Security, 借用自吉登斯）分析網路搜尋的文化自主性。本體安全是個人對于與其日子息息關聯的事件的連續性與秩序的無心識的知覺。作者認為，搜尋引擎擁有構建本體論的意義。搜尋引擎與無心識的個性化(unconscious individuation) 之間的聯絡，比與理性的工具性 (rational instrumentality)的關系更強烈。即便在一個看似個人主義的資訊社會，搜尋依然帶來一個更清醒的關於個體相對於於總體位置的認識。

再如，有幾項鑽研拓展了對于新媒體的示能性（affordability）與操演性 (performativity)等概念的理解。Goggin (2014) 分析了Facebook 契合當代「文化路線」 （circuit of culture）而發展的搬移技術如整合攝影以及社交遊戲的案例，認為Facebook的搬移事業勝利地交融了正在發展的媒介示能性、日常場合的廣泛套用，以及企業戰略以及設計。相似地，Ziewitz & Pentzold (2014) 通過對於「推特玩笑審訊」（Twitter Joke Trial）個案的分析，提出網路治理的鑽研與實踐都應正視網路治理的不同模式的操演性以及多樣性。

學科交叉的特徵依舊顯明。例如，Rieder & Sire (2014) 對於以google為代表的搜尋引擎的分析，採用了微觀經濟學批判的視角；前文提到的「公民消費者」 （Yalkin et al., 2014）以及「政治消費主義」 等概念（de Zuniga, Copeland & Bimber, 2014) ，通過豐厚與發展政治學中關於公民介入的經典定義，拓展了新媒體商業環境中公民介入的意涵。

基於歷史視線的對于新媒體的詮釋，也為咱們理解技術的發展與變遷提供了歷史縱深感。例如，Sauter (2014) 認為人們在社交媒體上的狀況更新，是一種擁有歷史本源的自我形成的工具。作者分析了自我書寫的歷史，指出了應用新媒體進行自我書寫的形式與過去的自我書寫形式之間的連續性與斷裂性，從而提供了一種非技術抉擇論的、擁有歷史意識的對于新興媒介技術在現代社會中作用的理解視角。相似地，Ananny (2014) 在關於新聞的獨立性的歷史演化的闡述中，從讀者來信與新聞監察員（ombudsman）軌制考察傳統媒體時代新聞機構如何實現獨立於受眾的自由，而今天卻不得不積極進取秉承社交媒體邏輯來發展與維持以及讀者之間的關系。

法子的立異也屢屢可見。《電腦輔助傳佈》在第19卷第4期開拓的「法子立異」專區收入的三篇論文可作為代表。Kahn, Ratan & Williams (2014) 使用認知失協調平衡理論（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Balance Theory）, 鑽研MMO玩家為什麼在講演玩遊戲的時間時提供不準確的資訊。鑽研對比了玩家的自我講演資料以及實際平均每週玩遊戲的資料，發現春秋、教育程度、玩遊戲時享受度低，以及缺乏網路社區意識等因素可預測漏報少報玩遊戲時間的行為。鑽研使用了來自虛擬世界察看台Virtual World Observatory (VWO) 鑽研項目的資料。該項目使得鑽研人員第一次有機會獲得不為玩家察覺的、以秒為單位的精確的行為資料。

Porter & Hellsten (2014) 應用多因素框架（內含社會的，工具的，技術的因素）調查公家在YouTube上介入「氣候門」（climategate）案例的討論情況。視訊以及評論分析顯示公家討論主要繚繞三種框架（政治圈套，媒體的炒作以及科學欺詐）進行。通過多因素框架，作者提供了一種分析社會化媒體對于社會變革的潛在作用的新的評估模式。

Wells & Link (2014) 對於Facebook的使用者鑽研使用了基於幾率的、龐大且擁有代表性的網際網路使用資料樣本（18,875 人為期兩年的面板資料）。樣本資料從被安裝在被試的電視機及電腦上的米表取得。這些米表採集使用者上網走訪行為以及在每一個網站上所花費的時間，而且還能取得使用天數、次數，以及頁面閱讀量等資料。結果顯示，在Facebook的重度、中度與輕度使用者之間，使用行為存在很大懸殊。典型的Facebook使用者是女性、十幾歲的年青人、白人、且至少擁有高中畢業文憑的成年人。

反思

2014年，自以Facebook為代表的社交媒體興起已整整十年。在最初對于這一新技術的驚喜與狂歡之後，走向成熟的新媒體鑽研也表現出了對于社交媒體的深刻反思。例如，鑽研發現網路環境擁有的冒險性以及刺激性，以及赤裸裸的成見在網路環境中更易被人們接受的事實，是致使網路性騷擾的緣故（Ritter, 2014）。網路不文明行為的發生與一些主要的外部因素關聯，如文章的主題以及引述來源。儘管時常發帖介入討論的人比不時常發表意見的人文明程度更高，然而不文明的人使用證據支撐論點的程度，並不低於較文明的人（Coe1, Kenski & Rains, 2014）。

社交網路的擴散以及個人資訊披露的增長突顯了對于隱私透露的顧慮。「隱私悖論」現象便是體現之一：儘管網際網路使用者耽心隱私透露，他們的行為卻並未表現出應有的謹嚴 ( Taddicken, 2014)。社會化媒體扭轉了傳統的資訊同享模式，而關於隱私的鑽研依然基於傳統的個人主義模式，忽略了個人處於網路環境之中的現實。社交技術的示能性，因為賦與人們分享別人隱私的能力，進一步削弱了個人對于隱私的節制權。 「網路化的隱私」 概念，亦即隱私權維護如何可能在網路化的公家中實現，成為學者們關注的問題（Marwick & Boyd, 2014)。

大規模多人線上遊戲（MMOG）社區也存在諸多問題。除了了前文提到的對于玩家勞動的抽剝，遊戲空間的社會架構（介入者的階級選取以及人物等級）影響了他們在各種社交網路中的流動。同時，儘管遊戲擁有內建的激勵合作的機制，仍有至關一部份玩家傾向於單獨行徑，於是致使玩家之間的社交性至關擴散 (Shen, 2014)。

在熱鬧擁抱新媒體技術的浪潮之後，未來的新媒體鑽研，對于新技術帶來的問題如隱私侵略、版權爭議與資訊自由，理應有更為深刻的反思。正如Light &Cassidy(2014) 指出，「斷線」（disconnective）—從社會網路站台徹底中斷一段時間，以避開某個特定的人或是某個特定的功能的侵擾—將成為社交網站使用者在社交中必備的技巧。以「斷線」概念作為這篇綜述的結尾似乎有些不合時宜，然而它或許正蘊含著人類主宰新媒體及一切未來技術的表徵：毫無疑惑咱們應該不遺餘力拓展新媒體的潛力，使之服務於人類福祉；然而在可感知或預測的風險面前，清醒地維持「斷線」的自由也許同樣難能可貴。